陈旉受着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也有他的落后的一面。他以为后世不如殷周之盛。他常引六经以为依据，有的实在是歪曲事实或盲目称颂。他的农业经营思想，是经营地主的思想，这一点在“财力之宜”、“居处之宜”等篇中表现得最突出。在《农书》其他各篇的个别地方，特别是在“陈旉自序”和“陈旉后序”里，洋溢着作者效忠王朝和维护封建传统的思想。在稽功之宜篇反映出他对劳动羣众的蔑视，甚至想用统治者的高压手段，来鞭策农民勤于耕作。祈报篇尤其无聊。牧养役用之宜篇认为对牛不知爱护，生了病，“乃始祈祷巫祝，以幸其生”，是“愚民无知”。但是在祈报篇却说，祈祷可使牛壮健免疫，不能不说是企图灌输鬼神祸福思想，来愚弄人民，缓和阶级斗争。这些都是本书的糟粕。
但是总的说来，在《农书》中，要求掌握自然规律的思想还是比较突出的。例如天时之宜篇说：“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节用之宜篇说：“养备动时（饮食完备，动作按时），则天不能使之病。”蚕桑叙说：“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所谓法，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或者善于运用自然规律的方法或技术措施。这些都明显地表示具有掌握自然规律的思想。农业技术的进步，本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向自然作斗争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先进经验。向自然作斗争不能违反自然规律。陈氏参加农业生产，总结农业生产经验，能在他的《农书》中表现出较高的农业技术与理论水平，这就必须在思想根源上具有力求掌握自然规律、向自然作斗争的精神。
总之，《陈旉农书》篇幅虽小，实具有不少突出的特点，可以和《泛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
陈旉自序[1]
古者四民，农处其一。洪范八政，食货居其二。食谓嘉谷可食，货谓布帛可衣，盖以生民之本，衣食为先，而王化之源，饱煖为务也。
上自神农之世，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敎天下，而民始知有农之事。尧命羲和，以钦授民时，东作、西成，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时。舜命后稷，黎民阻饥，播时百谷，使民知种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水，制土田，定贡赋，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硗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蚕绩亦各因其利。股周之盛，书诗所称，井田之制详矣。
周衰，鲁宣税亩，《春秋》讥之。洎李悝尽地力，商君开阡陌，而井田之法失之，至于秦始而荡然矣。
汉唐之盛，损益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举，犹有先王之遗意焉。此载之史册，可考而知也。
宋兴，承五代之弊，循唐汉之旧，追虞周之盛，列圣相继，惟在务农桑，足衣食，此礼义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
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
旉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为《农书》三卷，区分篇目，条陈件别而论次之。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着其说以示人。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以言闻见虽多，必择其善者乃从，而识其不善者也。若徒知之，虽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盖有慕名掠美，攘善矜能，盗誉而作者，其取讥后世，宁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论神仙，陶隐居之疏木草，其谬悠之说，荒唐之论，取诮后世，不可胜纪矣。仆之所述，深以孔子不知而作为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为可耻，与夫葛抱朴陶隐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之志，固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迂疎不适用之比也。实有补于来世云尔。
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则旉饮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职之宜，不虚为太平之幸老尔。
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序。
[1]陈旉在这篇序里，先认定务农桑、足衣食，是所谓“王化之源”。他是宋代的一个经营地主，所以极力歌颂宋王朝，认为是“列圣相继”，农桑搞得好，这是“礼义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的原因。接着便谈到他写的《农书》，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少效物职之宜”。一句话，就是要为封建王朝効力。这明显地反映出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这些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今天整理出版他的《农书》的目的，则是因为它是记录八百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许多成就的一本农学文献，对当前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财力之宜篇第一[1]
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2]，以致终无成遂也。传[3]曰：“少则得，多则惑”，况稼穑[4]在艰难之尤者，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倘或财不赡，力不给，而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5]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未见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徒苟徼一时之幸哉。《易》曰：“君子以作事谋始”，诚哉是言也。
且古者分田之制，一夫一妇，受田百亩，草莱之地称焉[6]。以其地有肥硗不同，故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别焉。不易之地，上地也，家百亩，谓可岁耕之也。一易之地，中地也，家二百亩，谓间岁耕其半，以息地气，且裕民之力也。再易之地，下地也，家三百亩，谓岁耕百亩，三岁而一周也。先王之制如此，非独以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而生物不遂也，抑欲其财力优裕，岁岁常稔，不致务广而俱失。故皆以深耕易耨，而百谷[7]用成，国裕民富可待也，仰事俯育可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