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将我们带到另一个问题上：欧洲人口究竟下降了多长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下降大概始于十四世纪之初，而到一三五O年则肯定发生了急剧的下降。下降持续了多久呢？很可能只要有饥荒和瘟疫，人口下降便一直会持续。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到十五世纪下半叶人口已经开始恢复。最近利用相对价格作为基本资料的研究认为，在英国直到一四七O年人口才停止下降，而到十六世纪人口才再度迅速增长。[克莱德。里德：《价格数据和欧洲经济史》（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一九七二年）]
尽管不可能直接观察这几个世纪的人口，但我们可以从保存的资料中观察到价格的运动，既有绝对价格运动，也有相对价格运动。无论是产品还是生产要素的地区价格运动，看来在西欧各地都是相似的。总价格水平在十三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的初期具有激烈波动的特点，其顶点似与饥荒或鼠疫相吻合。此后价格水平的起伏便不明显了，而呈现出轻微的下降趋势。这样在—三七五年以后的特点为价格下跌，价格下跌似乎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英国的数量资料最完备（参见图7.1），但历史学家们指出其它地区也有这一趋势。
图7.1一二六一年至一五OO年间英国平均每十年价格水平和实际工资的指数资料来源：菲尔普斯一布朗和霍普金斯：《七个世纪的消费品价格，与建筑工的工资率比较》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价格运动不是价格水平的运动，而是价格的相对运动。我们在这里要观察十三世纪发生的相对运动。特别重要的是农业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业产品的下降。一般说来，整个这一时期一蒲式耳的小麦买到的织物愈来愈少了。小麦的价格相对于牲畜的价格也下跌了。在这方面我们所要的资料也以英国最为完备，不过这个趋势似乎也存在于整个欧洲。
也许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上升了。虽然劳动价格相对于价格水平业已上升（即实际工资上升）的资料很充足，但要用数量来详细说明劳动价格相对于地租上升仍相当困难。这方面的定性资料通常很丰富，这表明在整个北欧，劳动价格相对地租上升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总之，无庸置疑，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制造业产品可以换得的农产品多于在十三世纪所换得的农产品的数量；劳动无论按农产品还是按制造业产品衡量相对更贵了（即一天的劳动现在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两种产品）；还有劳动的价值已相对于土地价值上升了。这两个世纪相对价格的运动似乎与十三世纪发生的运动恰好相反。
尽管人口大幅度下降，市场仍一直是中世纪后期组织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对丰富的价格统计资料，即使还不完备，也证实了这一点。市场交易相对于政府或民间自发团体配置资源的数量还有待于研究。十三世纪时已经广泛发展了的国际贸易依然存在，但数量可能下降了，其特点在下降中也改变了。
工业区一直出口制造业产品。如佛兰德和低地国家一直出口高质量的织品以换回粮食。谷物由德国和法国进口，羊毛由英国和西班牙进口，鱼则来自北方。在整个北欧，织品、羊毛、酒、粮食、木材、铁和铜的贸易一直在地区间进行。
同样，北欧和南欧之间的贸易几乎跟十三世纪一样。贸易的性质大体上没有改变，北欧的主要产品被用来交换南欧的奢侈品和制造品。
虽然国际贸易的基本性质从前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但贸易量可能减少了。当然，由于没有全面的贸易统计资料，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而且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贸易量下降也不清楚能否由另一个城市或另一个地区贸易量的上升拉平。但保存下来的资料的总含义表明贸易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例如波尔多出口的酒在十四世纪的头十年里每年大约为十万吨，而到了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下降到一万三千至一万四千吨。在一三九九年至一四七九年间，英国的羊毛出口量下降到早先水平的三分之二。不过，这一时期英国已从原羊毛出口者变成织品出口者，因而贸易构成量是否被反映在统计数字里并不清楚。英国绒面呢的出口在十五世纪中叶的确稍有上升，但在同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再度上升后便又下降了。英国的进口酒下降了。马赛、热那亚和迪埃普等个别城市所特有的统计数字都显示出同一模式。它们显示贸易量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上半叶是下降的，而在十五世纪下半叶贸易开始了复苏。
意大利的大城市似乎也没有免除这一下降趋势。威尼斯的权力和繁盛似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直保持不衰。然而计算表明威尼斯人的贸易确实在十四世纪下降了，虽则在十五世纪有所恢复，但在这—世纪中叶以后又开始下降。佛罗伦萨的宏大的羊毛织品工业在十四世纪同样也衰落了。银行业中心已经从伦巴第转移到托斯卡纳，在十四世纪遭到了普遍的破产。银行业的复兴导致美第奇家族在十五世纪的崛起，使佛罗伦萨成为分行遍布欧洲的宏大的银行业中心。十五世纪下半叶南欧显然处于衰退之中。如维拉所记录的，加泰罗尼亚的贸易只占其早先贸易量的五分之一。
在这骚动的几个世纪，低地国家的城市发展了。布鲁日和安特卫普已成为北欧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业中心。那些地方土生土长的商人成长起来竟使意大利的行商相形见绌。
第二节致使十三世纪所特有的增长终止、并导致中古后期贸易萧条的主要原因乃是人口大幅度的和长时间的下降。人口减少的巨大效应乃是总价格水平上升。这一上升是实际的还是表面的尚不清楚，因为瘟疫和饥荒很可能已经出现，即使不是同时出现的，至少也是在同一年代里出现的。瘟46疫的影响在于幸存者继承不幸者的财富而使人均货币存量增长。效应为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上升。饥荒起的作用往往也是如此，并反映粮食价格相对大幅度上升。粮食的无弹性需求将正常年份用于其它商品的储蓄和收入加以吸收。总之，在饥荒年份，收入中用于粮食的比例增加了。粮食价格是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价格。我们在掌握其它商品价格的统计数字以前便知道小麦价格的一些情况了。不清楚的是，粮食价格的急剧上升反映的是人均货币存量的增加还是食物的短缺。总之，我们拥有的那个时期的价格指数对我们是太粗略了，以致无法确定十四世纪价格水平的变动。
假定整个一三七五年价格指数的激烈波动反映一种真实的价格上涨，此后开始缓慢的价格下跌，并持续到其它时期，对这一价格下跌所作的一种解释认为，它与硬币从北欧外流到南欧最后到假想中的东欧有关。如果属实，那么货币供给的持续下降便说明了物价下跌的原因。无论如何，现存的资料还不足以推翻这一解释。
不过，人口下降足以解释贸易和相对要素价格的重要变化。工资相对于地租的上升是由于边远劣等土地被抛弃而引起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致。由于人口下降，劳动力变得短缺，从而在与地主、商人和制造业主议价时赢得了较高价格。
尽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为大量的新土地中只有优良的土地得以耕作，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仍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由于制造业不用土地所致。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比之以往相对较高，加之由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改变，因而制造业的价格相对于粮食价格上升了。
因为劳动生产率总的说已经上升了，并且只要人口下降便—直上升，故而劳动的实际工资提高了。于是严重依赖自己劳动为生的人们，其境遇便得到了改善。一般而言，那些严重依赖地租为生的人的生活状况则明显恶化。农民的命运（仅就人口下降的影响考虑）在其领主的命运恶化的同时可能有所改善。
根据以上所用的内涵性一般均衡模型，在中古后期人均收入显然增长了，这一增长伴随着收入在封建阶级之间重大的再分配。这种解释也许过于简单划一，虽然其本身显然是简明的。为了不使这一评价显得过于乐观，并使之与这一时期总衰退的观点协调一致，有必要考虑以上解释所忽略的某些因素。
首先必须解释为什么人口下降时间拖得这么长。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人口下降，需要一种比简单的马尔萨斯再调整更为复杂的解释。如果是这种情况，可以假定一旦人口开始下降到足以引致人均产量增长时，人口便会停止下降或开始再次上升。
事实上，解释是稍微复杂了一些。从十世纪迄止十三世纪的早期扩张，到这个阶段结束时，已经使人口增殖到极容易受饥荒和瘟疫影响的程度。瘟疫一旦在西欧人口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它长时间的流行引起了连绵不断的鼠疫蔓延。这些瘟疫的接连发生，在相对人口过多的后果消失后长期阻止了人口的恢复。显然中世纪的民众直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才能克服鼠疫，重新开始增长。
这个时期无休止的军事政治斗争助长了饥荒和瘟疫。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农民叛乱，这一时期在城市化的低地国家里也发生了工人暴动。继这些革命之后出现的镇压，在饥荒和瘟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又增加了革命的损失和对肉体的戕害。
那个时代看来从高工资和生活标准可能较高中受益的居民也为未来高度的不确定而忧虑。新税收要缴纳；财产随时可能因盗窃、破坏或没收而丧失；甚至连自身性命也常常有可能被断送。未来的不确定肯定降低了提高生活标准的可能性。因此较高的农业生产率所固有的潜在增益在中古后期是否由大众实现了，这一点是不清楚的。
人口下降再加上战争、无偿征用、劫夺和革命缩减了贸易量，结果刺激了一种导向地方自给自足的趋势。专业化下降和分工缩小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肯定阻止着生活标准的上升。这一变化与利用市场使交易费用增长具有同一意义，这一变化增强了独立团体依靠政府强权组织经济活动的刺激。试图借助于政府而不是寻求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垄断贸易和制造业相对说来更有利可图。在这期间民间团体日益与政府联合起来，创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所有制度都使中世纪经济的效率降低了。这与前一世纪的发展大相径庭，前一个世纪的制度创新着意于获得生产率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