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全国自由活动特许权实际上跟制定一个特许城市的特许权恰恰相似。一二九七年爱德华一世同样坦率地承认他已制定了价格来延续其父的特许。一三O一年在林肯郡，男爵代表整个共同体向国王呈请，如果他们的要求获准，他们会增加赠与，从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不等；一三一O年他们向爱德华二世呈请他们按二十分之一的赠与来购买对拘押和其它苦楚的免除；一三三九年国王为了使公众得到自由，告知他们说，“己授权大臣将某些权利转让给一般国民”（as50grantz
etpetitzde
lo.commune）；对此他们在下一次会议上作了答复，如果他们的条件达不到，便肯定不会给予帮助。根据一三四O年及稍后一些年的法令，在那些年通过货币让予使条件得以实观，表明这种思想已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它提供了对理论上不易解释的那些难题的一种实际的解决办法。国王拥有作为其人民的领主的权利，人民则有作为国王赋予的自由民和三个等级的权利；每种权利的确定在理论上最为困难，而一旦它简化为一种买卖合同问题时，在实践中便很容易了。[威廉。斯塔布斯：《英国宪法史》（克拉伦登出版公司，一八九六年），第二卷，第599—601页。]
在尼德兰，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细节过于复杂，在这里无法细述。在那些四分五裂的年代里，在低地国家，封建的和国家的利益间的冲突由于在基本上自治的各个城市里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贵族（有教养的人，贵族）之间的内讧而变得颇为复杂。此外低地国家羊毛织品和金属制品的大宗出口贸易也使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天赐的宝地。当勃艮第人得到这个地区时，他们通过鼓励商业贸易来增加其财政岁入。在美男子菲利普统治下，安特卫普成了欧洲大的商业中心。他于一四三三年统一了币制。因城市行会限制而萎缩的织布业，被鼓励向乡间的自由环境转移。航运业和渔业的繁荣，像织布业一样是以忍受汉萨同业行会的压迫为代价的。不过在政治结构中还是可以发现长期有效的所有权的含义的。下面简要地对勃艮第人的制度作一番叙述：
公爵创建了一套相当于联邦的中央制度。政务会由各省代表组成，渐渐对地主机构以外的一切事务施行权威。其司法部分于一四七三年成为马利涅斯议会，最高上诉法院。一四七一年依照康佩基尼法令建立了一支常备军。最重要的是美男子菲利普召集的三级会议，它由地方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税金要经地方会议同意才能征收，这样三级会议事实上是地方会议的代表大会。新的联邦君主制仍为有限的，虽则其公爵具有专制主义的趋势是那个世纪的一个共同特征。简言之，由于单个企业享有自由，内部的安宁和公正得到维持，资金可以在幅员广大的全国范围内得到供给，尼德兰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后期到近代的缓慢曲折的演进。[《剑桥中世纪简史》（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卷，第1044—1045页。]
西班牙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具有现今人们熟悉的内部动乱和对外侵略的那种范式的特点。在西班牙，摩尔人所建立的各个国家使上述情形更为加剧，摩尔人的国家直到一四九二年收复格拉那达才最后被击败。在卡斯提尔统治西班牙以前，显然有多种形式的政治结构，
但值得注意的是加泰罗尼亚议会与英国国会相似，对王室财力施加了影响并在整个时期保留了某种财政自主权。尽管西班牙发展的主要历史与卡斯提尔有关，但应指出加泰尼亚在经济上的发展远远大于西班牙的其它部分。加泰罗尼亚议会在十三世纪时已有某种影响，贵族被免除了主要的土地税，因而能分享岁入。早期的税收如销售税（a1cabala）和营业税（sisa）是对地方上层征收的。不过羊主团的岁入仍是王室财政岁入的主要的和增长得最快的源泉。
土地仍丰裕时，羊毛业便发展了，而且夏季在高地冬季在低地的放牧已成为定式。地方牧羊人同业行会称羊主团，在一七二三年由阿方索将各羊主团合并成一个行会，称作卡斯提尔荣誉羊主团大会。
国王在财政上的困境是动机之一；国王认识到对牲畜征税比对人征税容易得多，因而便将羊主团合并成可为君主制度提供可观款项的一个组织。牧羊主用这些税金作为交换，从阿方索十世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扩大了对在整个卡斯提尔王国迁移的所有羊群包括迷路羊群的管理。这一管理职能逐渐扩大，最后甚至扩大到各地羊主团放牧的“固定的”羊群和不换牧场的（“riberiegas”）羊群，这些牲畜是沿个别市区的河岸放牧的。[耶姆。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第25页。]
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统治下，民族国家从内乱中出现了，以损害地方领主为条件，权力渐渐集中于君主制度。国家的岁入因此由一四七O年的八十万马罗维第斯增加到一五O四年的二千二百万马罗维第斯。此外，联合与其说是经济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因为根据各种具体规章加泰隆人被排除在经济参与之外。伊萨贝拉和费迪南德之所以能成功，像别的地方情形一样，是由于民众对贵族们发动的恐怖的内乱深恶痛绝，情愿放弃代议制来结束这一局面。一四八O年后，卡斯提尔议会只召开过一次，这样一个“有秩序的专制政府”便应运而生了。
这样，民族国家便在尼德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性质在这些地区并不相同。法国和西班牙发展了“专制的”君主制，而尼德兰和英国则成功地以议会形式对其统治者实行制约。国家的性质和每种君主制所面临的各自的局限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对其制度和所有权的特点是有影响的。
第四节十四世纪是在人口持续增长受到马尔萨斯制约下开始的。西欧的人口在这个世纪里下降了，也许有一个半世纪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人口的下降使前一世纪盛行的相对要素短缺颠倒了过来。这使十三世纪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发生逆转，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经济组织。当然还没有出现完全倒退到十世纪那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例如，货币经济像前几个世纪形成的许多习俗那样保留下来了。
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已无可阻遏地由民族国家所取代。实际上自愿的制度协定、市场和政府之间混合的结构基本上发生了改变。货币经济和技术变革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从而扩大了政府单位的规模。无政府状态、混乱无序和人口缩减提高了许多地区的交易费用，从而在损害市场的条件下扩大了政府单位和自愿组织的规模。在农业中相互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庄园的瓦解导致市场作用增大，同时上述交易费用的上升又导致某种向自给自足的倒退。
最引入注目的发展是民族国家的兴起。那些头戴王冠的首领们靠扩大战争崛起，靠玩弄阴谋、背信弃义发迹，看来他们所具有的帮派头目的特点多于—个世纪后约翰。洛克所想象的国王们的特点。路易十—在征税方面的“专制主义”导致王室岁入的大幅度上升。那么对其岁入的限制由什么来决定的呢？与欧洲其他所有戴王冠的首领一样，法国国王通常也极缺岁入。实际关系显然相当紧张，由叛乱可能发生、国民迁徙不定可见。此外，与帮派相似这一点也是—个重要的实际因素。市民购买保护，甘愿为此给付。持续不断的男爵战争、雇佣帮伙的四处抄掠，外国入侵的可能性都对公民构成威胁。一个能可靠地提供保护的国王——即使是—个暴君——也远比盛行的无政府状态可取。尽管在暴君统治下，现有的所有权的安全仍是脆弱的，但还远不及无政府状态下那样脆弱。最突出的特点是君主对国家财政控制的结构不同在英国和低地国家，代议机构规定税金，国王用特权（所有权）和政策来交换更多的岁入。在法国和西班牙，三级会议和议会渐渐丧失了权力。这一章提出的解释无疑是尝试性的，但它是针对潜在岁入来源、这些岁入来源的范围和税负承受者的政治权力而提出的。
国家将提供公正和保护的主要职能从庄园和地方男爵那里承接过来（虽然应当指出有上述变化）。
在整个时期劳动实际价值的持续增长使农奴能够按与自由劳动相近的身分议价，有如领主在逐渐变成现代地主一样。在农业领域我们看到市场外的制度协议逐渐向包括市场关系在内的制度协议演变；地租、工资和个体农场取代了庄园结构。另外，农业中出现了某些向自给自足的倒退，这个部门中持续的无政府状态或人口缩减（因而交易费用提高）使市场成为比它在十三世纪时费用更昂贵的资源配置手段。
在非农业部门，中古后期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萎缩的局面。诚然也确有一些例外，意大利城市似乎就不受影响，热那亚的市场在竞争的情况下甚至还扩大了。不过，一般而言，集镇衰落了，现有的区际和国际的贸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作为一种保护其现有市场的合谋垄断协定而发展的汉萨同盟，逐渐让位于低地国家的竞争。最突出的特点是行会权力不断增长，无论是农业的（羊主团），多城市的（汉萨同盟），或者市镇中的手工业者行会，权力都在增长。在这个阶段为不断萎缩的市场而激烈竞争的行会，其主要目标在于发展一定程度的垄断势力而后限制供给。结果与没有行会时的情形相比，产品价格上涨，而产量下降。实际后果是出现了从市场向利用市场不及利用更有竞争性的组织协定的制度安排的转变。
垄断势力的关键是有限制进入市场的强制力。这两个世纪最重要的特点是，强制力的所在地从私人维持治安或地方男爵提供保护转向民族国家。正如公正和保护从男爵手中转移到国王手中一样，对行会垄断的认可和保护也转而由国王控制。到中古末期，国王已能够对其王国范围内的市场实施专有权。由行会组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自愿社团甘愿为现今只能由国王提供的专属特权负担费用。
难免会作出以下结论。由于饥荒、瘟疫、兵连祸结，无所事事的雇佣帮伙四处游荡，打家劫舍，因而不免会以为这是沉闷的几个世纪。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瓦解了；一种新的秩序经过长期的痛苦过程诞生了。
生活标准究竟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无庸置疑，直到一四五O年较有利的土地人口比率导致农业劳动者实际工资上升。另一方面，地租下降减少了有固定地租的人的收入。结果仅这两种变化便导致了人均收入上升。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市场规模缩小、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而增长的交易费用考虑进来，总的后果便远不是很清楚的了。
我们应以肯定的基调来结束这一章。民族国家不仅是（按大多数人的意愿）对男爵的混乱无序的改善，而且在十五世纪后半期，我们开始看到人口再次增长。市场的复兴促使人们加快了为将商业扩展到欧洲大陆以外进行的探索。葡萄牙航海家亨利亲王鼓励的探险只有靠商业复兴及船舶和航海术改进才有可能。到这个世纪末，他们不仅开辟了新的商业来源，而且开拓了一个新的殖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