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财政政策和所有权
我们在第一章已证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那么只要它合乎经济增长的要求，一个社会便会发展。就理想而言，通过提供适当的刺激，一个完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将保证每种活动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同，而且两者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相同。这种情形将要求每个人都希望最大限度地增殖其财富并且他拥有利用他认为合适的土地、劳动、资本和其它财产的专有权；此外他个人有权将他的资源转移给其他人，而且所有权被规定为没有任何别人能从他对其财产的利用中受益或受损。
假如要为整个社会制定出这样一种经济乌托邦，那么便要进行适量的研究和发展，便要在适当的时机将新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还要有适量的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可用并加以利用。此外，每种生产要素都应按边际产量获得各自贡献的价值。总之，社会将按现期产品优于未来产品所决定的最适速度发展。
上述条件就是在现代也不存在，因为建立这样一种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高得无法支付。当所有权还是不完善地规定或实施时，某些活动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便一直有差异，因为利用或转移其资源的个人应付和应得的成本收益中的—部分将归于第三者。这种差异—直存在，是因为在现存政治经济组织给定的条件下，消除每—种外部因素的费用都将超过收益。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场合，要同受经济活动影响的所有人达成契约性协议都得付出非常高昂的费用，或者说，无论有效地衡量已摊的外部费用或收益抑或影响政府改变形势。只怕都不可能。因此，纠正要依契约成本和衡量成本而定，而且无沦发生哪—种情况，外部因素都将一直存在，直到经济社会的变化使收益相对于将其内在化的费用增长为止。
第一节我们已经看到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价值的变化是由中古时期的人口增长所引起的。结果推动了西欧经济组织的改进。例如领主一农奴关系慢慢让位于地主一占用者（即地主一承租人）和工资所得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大量残存的习惯权利被吸收合并，不成文法同样审慎地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让位于将个人权利和财产作了明确规定的成文法。特别在要素市场上，条件得到了改善。劳动现在通常可以自由地寻找其最优报偿，并保留其大部分所得，而土地已开始被看作是可以转移的财产。
不过，资本市场和商业组织仍处于高利贷法规和“公平”价格的伦理概念的桎桔之下，而这只有通过更昂贵的另外的协定才能形成。特别对制造商来说，产品市场常常是被垄断的，局外人受到阻止不得加入贸易。鼓励对研究或发展进行投资的动机还很有限。甚至当所有权已经产生时，所有权的实施仍带有不确定性并受民族国家出现所产生的难以预测的政治形势的影响，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本身就与未来协定带有不确定性而需增加费用有关。
为了把我们就人口增长引起的中世纪条件改变所作的总述继续下去，我们要重申由于市场扩大，效率要求在—种新的契约协议中用货币给付来替代劳动捐。在农奴制消亡的过程中，劳动渐渐成为自由的，可以去寻找其最优的报偿，土地得到了租金，结果基本的封建庄园关系渐趋衰微以至消失。此外，由于市场经济，政府现在可以获得货币形式而非劳役形式的税收，从而能雇佣它所需要的专业化的官僚队伍和军队。
—般说，除资本市场例外，中古时期要素市场的组织改进是先于产品市场的组织改进的。在国际集市之外的产品市场常常因不完善而受到享有特权的行会和垄断的干扰。但尽管有上述种种障碍，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扩展仍带来了增益。
第二节近代初期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增益是改进了产品交换的效率。为市场生产，除生产商品外还包括进行各种转移商品的过程，直到商品达到消费者手中为止。生产农产品和制造品的方法上的改进，由于没有所有权来保护新工艺而受到阻碍。因此这个阶段的技术变革，如果曾发生过，如同在中古时期—样，通常也是市场扩大而引起的专业化的结果。一方面，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数量固定而受到收益递减的影响；而另—方面，制造业不受这种制约，呈现出规模收益不变。
此外，用于直接生产商品的资源就是用于转移这些商品的资源。商品在经济单位间的转移要求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即要有搜寻费用，要求就交易条件进行商议即要有商议费用，还要求确定实施契约的步骤即要有实施费用。提供所有这些劳务的费用称交易费用。
对交易部门劳务的经济需求来源于对交换产品的需求，即有此必有彼。对商品的市场需求是贸易的潜在增益的函数，如我们已在上面所了解的，它依赖于个人的偏好，也依赖于各地区的天赋资源。现代初期在一些地区出现的人口增长，也像在中古时期一样，曾使整个西欧贸易的潜在增益不断增长。
凡是贸易的潜在增益增长的地方，对交易的需求也增长。交易部门不同于工业品或农业品的生产，它受制于规模经济。就是说，当部门的产量增加时，贸易的单位成本却下降。规模经济依赖于一个固定成分的费用函数。当部门的产量增长时，固定成分的单位成本就下降。因而如果在交易中规模经济的增益超过了农业生产率下降造成损失的话，在没有技术变革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扩大可以增加其居民的人均收入。
在这三类交易费用中每一类都包括一些固定的费用。例如搜寻费用包括搜集市场信息的固定支出。信息一旦被搜集到，任何数量的买者和卖者都可以利用。搜集信息的成本不受利用信息的人数影响。所以，人数越多，单位成本越低。传播市场信息的成本可能与距离成比例，而买卖双方都集中于一个市场也使单位成本减少。最后就任何条款谈判费用都可能不同，但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规定标准的做法或首先着手谈判的基本贸易条件则显得比较有利。这样，一宗协议便不必就所有条款都讨价还价，争执不休。实施费用也受制于规模经济，因此建立程序和法规，以及影响政府都含有一定的成本。这样，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利用市场的单位成本降低了。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要素市场曾出现过改进，在交易部门和密切相关的资本市场上曾获得过较大的增益。但由于直到这一时期终结也没有一种有效刺激发明的手段，因而新的生产性工艺技术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过，提高市场效率所必需的知识最初经意大利人的发展已经为世人所了解。剩下的就是在交易规模有保证时如何使这些改进适应的问题了。
第三节有些国家改变了它们的基本制度安排以利用这些机会，结果发展起来；不过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因为随着贸易的发展，便向较大的政治单位提出了在更大的地区规定、保护和实施所有权的要求（远程贸易的某些费用便是这样内在化的）。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受制于某种产出的规模经济。一组所有权一旦规定下来，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延伸到其它领域，而成本所增无几。例如调解55争端和实施法律的议会制度专门化程度越高便越有效。能够雇佣所需要的外国军队或维持一支常备军，从而为更大的地区提供了更有效的保护。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在军事战争方面也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弓、长矛和火药（结果出现了火炮和滑膛枪）。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交易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大最适战争规模的充足条件，还是上面提到的制度创新扩大了战争。不过，总的后果是政治生存条件发生了剧变，因而不仅需要使一支有效规模的军队人数增多，而且要求受过更多的训练、纪律更加严明（对有效的长矛手尤其重要），并由费用更加昂贵的火炮和步枪加以装备。持矛披甲、尚武任侠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出现的是热那亚的大弩手，英格兰（或威尔士）的长弓手和瑞士的长矛手的时代，他们都受雇于出价最高的雇主。
由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的需求对建立较大的政府单位施加了压力，许多地方庄园面临着这样的抉择，究竟是将它们各自的司法权扩大到相邻的庄园，与其它庄园联合行使这一权力，还是放弃它们传统的政治特权。随着市场的出现，在整个西欧，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功能开始由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政治单位来承担，直至在日益加剧的震荡中导致民族国家的创建。
到此我们不妨将历史记述暂停一下，以便根据经济理论作一番类比。现以—个包含为数众多的小企业的竞争行业为例。采用一项对大量产出带来规模经济的制度创新，结果一个企业的有效规模变得相当大。从过去的竞争均衡到新的（和可能不稳定的）垄断独占，可能就是沿着这条途径完成的。最初的那些小企业，要么扩大规模，进行合并，要么被迫破产。结果少数规模最适的大企业应运而生，但即使那时结果也是不稳定的。还要为串谋定价和操纵行市进行无休止的努力，而同样普遍的是好处将归于按商定行骗的个别企业。结果休战期往往被无情的竞争所中断。
如果把以上描述移用到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域，我们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OO年至一五OO年期间，西欧的许多政治单位在一个阴谋充斥、战乱频仍的世界经历了无止境的扩张、联盟和合并。甚至在主要的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和平时期仍不断地被打断。总之，这是一个扩大战争、施展外交手腕和玩弄阴谋的时代。费用之剧增令人惊愕。—年战争意味着政府的费用至少增加四倍，而大多数年份都有战争而没有和平。君主经常债台高筑，因而只得铤而走险。破产的威胁是一种驱之不散的阴影，对许多国家都非常现实。事实的真相是王侯并不自由，他们受到没有终止也无法控制的财政危机的制约。
这—过程当然不是轻松平和、毫无痛苦的。每个发展中的政治单位不仅遇到令人闲扰的财政问题，而且遇到了与野心勃勃的对手不可避免的竞争，因而要卷入无休止的政治结盟、合并、阴谋乃至战争之中。无论以何种途径进行合并和扩张，其费用都将大大超过传统的封建岁入。
十四世纪人口下降以及十五世纪人口未能恢复使形势更加恶化了。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处于初创阶段，自强不息的那些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国家已发现，利用受过训练、纪律严明的职业士兵，扩大了军队的最优规模，并且由于人口减少引起的工资相对增长，每个士兵的单个费用提高了。由于同样的原因，经常以土地租金为依据的封建义务的货币值下降了。初期竞争中的民族国家，面对着持续的财政危机，很快发现，生存需要的岁入越来越大，这些岁入只能由新的来源提供。那些相对更有效地解决了其财政问题的政治单位得以存在下去，而相对无效的政治单位则被对手吞并。
在岁入减少而财政需要增加的形势下，欧洲的王侯们面临了一个日益棘手的难题。习俗惯例规定了他们从较小的领主那里所能获得的捐税的限度，如大宪章所充分证实的，国王如果逾越了公认的习惯限界，反叛便随时可能爆发。许多国王的封臣几乎跟他一样强大（事实上勃艮第公爵比法兰西国王强大得多），如果他们携手合谋肯定更加强大。觊觎王位的竞争者往往不止一个，而且即使没有热衷的竞争者，强大的封臣也始终是—种近在眼前的威胁，不是从内部，便是勾结56外来入侵者（如勃艮第人勾结英格兰共同反对法兰西王权）颠覆国王。诚如一系列始为意大利银行家继为德国银行家所证实的，君主有可能借钱，而且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应付短期战争危机的重要办法。但因不能对欠债不还的君主提出控告，故而出借人要征收高利率（通常要作一些掩沛以规避高利贷法则）以应付高风险，或者收下担保品（早期为王室土地，而后为王室珠宝，或是承包关税、垄断特权）。但拖欠不还仍是常事。爱德华三世使佩努兹和巴迪遭到破产，而后期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使吉罗维塞和福格家族遭到破产。君主的资金市场不仅是这—时期最兴旺的活动之—，而且是佛罗伦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些金融中心发展的一支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