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家在天赋资源上的差异和税收来源的显著不同，为大相径庭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解释。在法国，缺乏显而易见的税基，从而要求初期交易费用高，以便造成一个直接征税的官僚结构，但一旦官僚结构造就，税金便可以增加，而成本在王权享有的垄断限度内却所增无几。这一模式与西班牙的销售税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西班牙王权的三大岁入来源——羊主团交付的税金、低地国家和其它领地的款项、新大陆的财富——之中有两种都是外部的。这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外部来源提供了一种现成的和不断增长的岁入来源，不仅解释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政治权力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兴起，而且同样解释了在腓力二世统治下已露端倪的西班牙权力的衰落——这一趋势在腓力三世和腓力四世时由于那些岁入来源丧失而急转直下。西班牙帝国依赖于非西班牙的岁入并随之而盛衰。
关于西班牙的历史，我们且从第七章暂告一段的地方谈起。“一四七六年前后，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没有一人能够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因为一场战斗的运气、君主的好恶，甚至某些情况的变化都可能使一个人的财产遭到没收和出让给别人。西班牙是一个普遍混乱、毫无秩序的国家。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重建了和平和稳定了财产。”
（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第294页。）如同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国内和平和财产权安全的代价是议会特权的丧失，王室享有规定税收的唯一权力。
以上讨论的羊主团的交付在哈布斯堡王朝以前便构成西班牙王权的财政基石。但是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为什么没有走上使农业繁荣的长久之道，如果他们剥夺了羊主团的垄断特权并鼓励发展可耕地的所有权，本来是会出现农业繁荣的。维韦斯对这一点作了最简明的回答：
因而，君主没有坐等到农业发展结出硕果，而是选择走上一条比他们前辈容易的道路，那就是对羊这种易于确定征税的物品征收货币。这便将我们引导到次一层的动机上：一四八四年以后王权经历的财政危机。由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加剧，先是异端分子手中的资金抽逃，而后是犹太人于一四九二年复遭驱逐，这样需要很快加以补救；另外，没有什么比出口的羊毛更容易严密照管的了。因此才有对羊主团的保护。也因此在费迪南德和伊萨贝拉时期以后才可以说“对牧羊人的利用和维护是这些王国的主要收入来源”。（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第304页。）查理五世于一五一六年践位标志着西班牙极盛时代和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称霸的开始。这个时代至少最初是繁荣的，国家的财政资源也有了巨大增长。羊主团成了相对不重要的岁入来源；销售税继续是卡斯蒂利亚岁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而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和米兰的岁入也不相上下；但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则使其它一切岁入相形见绌，在有些年份，这一岁入比任何其它单个来源的岁入大十倍，包括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款项。（维塞斯。维韦斯：《西班牙经济史》，第382页所列岁入如下：销售税二十六万七千杜卡特；阿拉贡二十万杜卡特；那不勒斯二十九万杜卡特；米兰三十万杜卡特；低地国家四百万杜卡特；西印度群岛：三十五万到四十万杜卡特。总数为五百四十万七千三百到五百四十五万七千杜卡特。这些都是十六世纪的数字，没有具体的时期。）不过，维持和试图扩大帝国的支出超过了西班牙帝国的岁入，结果查理五世在危机时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贷款。这些专门合同（asien—tos）由国家的财政岁入作担保。到一五六二年，作为以前贷款的利息就必须支付一百四十三万杜卡特，占该年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国家愈来愈要乞灵于那些饮鸩止渴的办法：拖延付款期限，降低利率，提高金价。一五五七年还宣布自己破产。这一政策于一五七五年、一五七六年、一六O七年、一六二七年和一六四七年曾一再施行。
至于开支增长是不难解释的。哈布斯堡王朝对大部分欧洲的霸权意味着经常性的战争和在欧洲维持一支规模最大、最有训练的军队，意味着海军的发展和与周期性反叛有关的费用的增长。
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为了维持他们营建的这个脆弱的帝国，每年要花费许多款项，结果开支不断超过岁入。随着来自低地国家的岁入因其反叛而下降以及随后北方七省成功地获得独立，王权被迫对那些尚属稳定的传统岁入来源实行缩减。十六世纪最后三年，销售税和millones（一种需要若干税金的征课）实际上急剧上升了。新大陆的财富归王权占有，但是当十六世纪末这个重要的也是最后一个外部税源趋于平稳而从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起急剧衰落时，王权便被迫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一些应急的办法。铜币替代银币，其结果埃利奥特简述如下：
卡斯蒂提高征税水平和玩弄各种财政手腕，以特权和免税聚敛货币，致使卡斯蒂利亚人的货币购买力下跌惨重，奥利瓦雷斯试图对此加以补救。他在许多方面最后取得胜利，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受罚之多，以致头衔不仅不是免税的标记，反而成了一种明显的不利条件。一六三八年到达的威尼斯大使向奥利瓦雷斯报告说，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便无需考虑还要拥有他自己的货币，因为一切都归国王所有了。
尽管这一财政政策——当它被用于卡斯蒂利亚贵族时——引起的只是一阵无力的反对扰攘，但当它用来对付尚存的卡斯蒂利亚的商人团体时，结果便成了自拆台脚的政策。连续任意占用塞尔维亚各个商人——这些商人得到的“补偿”是被授予没有什么价值的永久所有权（juros）——拥有的美洲白银款项证明对城镇商业生活是毁灭性的。奥利瓦雷斯对权力的使用使西班牙本国商业团体最后脱离了其国王，在王室需要的名义下最后战胜了本国的商业企业。塞尔维亚复杂的信用结构瓦解以及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一年期间塞尔维亚与新大陆的贸易体系79的崩溃是奥利瓦雷斯为其傲慢对待西班牙商人必须付出的代价。（
J.H。埃利奥特：《西班牙衰落》，《过去和现在》，二十，一九六一年十一月，71。）西班牙王权的财政政策对有效所有权带来的种种后果很快便可以总结出来。在农业方面，对羊主团有利的法令有效地阻挠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发展。如一四八O年王室的文告命令撤除农民在公有地上圈占的土地；一四八九年文告对格拉纳达牧羊场的界限作了重新规划（扩大了）；一四九一年的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圈地；一五O一年的土地租借法实际上允许到任何地方放牧羊群，而以往只在几个月内可以随时占用，并允许羊主永远按最初规定的租金支付；如果羊群放牧不为主人所知，则可以不交付租金。当一五三九年对小麦实行最高限价时可耕农业的发展遭到了进一步削弱。在价格上涨的这个世纪，土地租金固定和小麦实行最高限价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乡村人口税减，各地一再发生饥荒。因此从事可耕农业简直没有什么刺激，而对农业进行改进就更缺乏动力了。确实，十七世纪初期驱逐摩尔人使西班牙农业组织仍停留在与以往相适应的水平。
不过，西班牙衰落和停滞的悲剧并不是简单地可用剥夺其少数民族（一四九二年先是犹太人而后是摩尔人）的财产来说明的。如上述引文所阐明的，它们不过是全部所有权没有保障的征兆。随着王权财政困难加剧，侵占、没收或是单方面改变合同便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最终影响了从事商业、工业以及农业的每个团体。结果人们被迫抛弃了生产性的职业。由于所有权得不到保障，经济停滞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埃利奥特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经济制度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当学者便是当僧侣，不是当乞丐便是当官僚。舍此而外别无其它。”
（
J.H.埃利奥特：《西班牙衰落》，《过去和现在》，二十，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87页。关于羊主团的权威性研究是朱利叶斯。克莱因的《羊主团》（哈佛大学出版公司，一九二O年），特别见第322页关于“财产”法的叙述。）西班牙的衰落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就某种意义而言，这里所作的尝试或许是没有必要的。确实，西班牙力图统治西方社会，并试图靠外部岁入来达到这一目标，但最后遭到了失败。西班牙本身在其极盛时也只提供了帝国岁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其经济在它争夺政治统治的整个时期一直是中世纪的。在保留了它的政治统治的地方如西班牙辖属的尼德兰，地区经济便萎缩和衰落。不发展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有什么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