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世纪盛世
边疆运动从十世纪起，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环境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口增长了，地区的和区际的商业恢复了，新技术得到了开发，庄园制和封建制的一些典型制度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
第一节人口自然增长的高速度只有在未开发土地大量存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虽然战争、掠夺、饥荒和瘟疫时常使之中断。偶而发生的迁移浪潮补充了自然增长，居民稠密的庄园人口不是外溢到现存庄园的新可耕地上，便是流往未经开发的荒地上建立新庄园。边远地区稀疏的拓殖人口与老区的稠密人口适成对比。在公元后第二个一千年的头三个世纪里，这种拓殖边界的延伸注定要使西欧从广袤的荒野变成良好的移民区。
商业与人口增长同步发展，随着新拓居地延伸和兴起开始了向外扩张。北欧出现了活跃的内部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延伸到传统的地中海地带。南欧首先是威尼斯早在十世纪以前便已开始将贸易的范围和规模扩大到整个该地区。其它意大利城市，著名的有热那亚和比萨，也很快对可利用的商业机会的扩大作出了反应，用货币、木料、铁、羊毛和金属制品换取穆斯林的香料、香水、象牙、上好的织品和油脂。南欧商人交易的主要项目是历史家称为奢侈品的大宗高档商品。从十世纪起，北欧人口的增长为这类商品提供了虽然有限但在不断扩大的市场，意大利商人作为中间商很快便利用了这一机会。
北欧的商业本质上不同于南北之间的贸易。在北方进行交易的是一些基本项目，大宗贸易项目为粮食特别是谷物，主要商品还有黄油、乳酪和鱼。在那几个世纪，酒的贸易也像木材及树脂、柏油和毛皮等其它林产品贸易一样，越来越重要。参加交易的主要制成品项目则有织物，特别是毛织品和亚麻织品。
尽管有人为的和自然造成的种种危险，尽管当时在运送货物上有各种实际困难，北欧贸易路线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复杂，地理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财政勒索甚多毕竟妨碍了边远地区的商人和贸易沿线的商人，商人们被迫只得结成商队以抵御沿途抢劫的威胁。经由水路也许旅行会安全一些，此外水路效率较高，也使它更受欢迎。不过水路并不总是可以利用的。由于从陆路或从水路旅行都不仅有危险，而且困难重重，在时间、人力和设备上都要付出代价，因此这一时期的商业大发展是负担了巨大的运输费用的。
在北欧，贸易的兴起伴随着城市的兴建或复兴。当斯堪的纳维亚人威胁北欧时，地方贵族（因没有有效的王室保护而沮丧）必须承担保护他们各自居民的责任，常常在战略要地筑垒设防。与幸存的罗马人的城市（部分因为行商自然找到它们为安全的栖息地）一道，这些地区便成为中世纪城市由以发展的核心。随后，地方商人办起了店铺，这既符合本地区的需要，也符合发展中的区际贸易的需要，接着工匠和手艺人也被吸引到这些中心区来，一直到拓居地开始呈现出我们如今认为是城市地区所特有的那些早期风貌。在历史的进程中，城市发展似乎落后于一定地区的人口增长，而与区际商业的兴办同步。
中世纪盛世这三百年也是某些新工艺、新技术涌现的时代，许多新领域有突破，远程贸易应运而生，城区在匆忙划定和扩展，自然力被用来取代人力和畜力，如用水和风转动轮子碾磨谷物和驱动漂洗机。新的轮作法三圃制出现了，逐渐代替了两年轮一次的传统耕作法。不过应当指出，这些变革虽则显得很引人注意，但对支配当时经济组织的庄园经济来说仍不过是次要的和附带22的。这些变革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因为它们是新的，而且通盘来看就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还不是一开始对经济组织的影响，而是作为未来的种种预兆。
同时，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结构还证明同样对肃清中世纪的那些变革力量有影响。无论是领主还是农民，都日益试图得到对方的让步，以合法地限定庄园土地和劳动力可以得到的利用，以及决定谁有资格享有这些特权。由于农奴交纳的劳动捐渐渐改为年度货币给付，甚至领主和农奴间的基本契约协定也在发生变化。同时，领主的地产也越来越多地租出以收取货币租金。这样到一二OO年，十世纪时的典型的庄园已经变成一种不合乎时代潮流的现象。
在同一时期，国王及其领主之间那种传统的封建契约关系也在经历类似的变化。货币给付（被称作免役税）开始取代了规定的传统义务。以服军役为条件的承租必然变成实际与只交租不服役相同。
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揭示，中世纪盛世乃是变革的时代。到十三世纪初，西欧的政治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改变了十世纪时的状况。概而言之，人口和商业已一道扩张；技术革新即使还是有限地出现但已经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业方法已调整适应了新的环境。其最后结果使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
第二节人口的持续增长是推动中世纪盛世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因。即使以当时的简单技术，相对丰裕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也能保证劳动生产率水平高于维持生物生存的起码水平。只要随着需求上升，投入耕作的新开发地供养得起增加的人口，人口增长的趋势便会持续下去。直到十三世纪为止，这似乎就是西欧的情况。
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北欧的土地这时似乎是用之不竭的，虽则任何一个庄园周围的土地都必然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人口的持续增长，最后使庄园的居民在可用的上等土地都已开垦后被迫去用劣等的土地。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当地的劳动力便只得以更加集约的方式利用现存的可耕地。这种调整反映了局部报酬递减的开始，而后实际用的劳动的增加单位减少了劳动的边际产量。劳动的经济价值因而下降，同时土地变得愈益短缺从而更有价值。这些发展对共同体意味着按人口计算的生产率的总水平下降。对单个家庭来说，它意味家庭中的年轻人即使还留在原地，也不得不推迟结婚和建立家庭。不过，在讨论的这个时期，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适宜的尚未开发的土地，这些年轻的成年人于是形成了潜在的开拓者群伙，中世纪的殖民者便是从这种群伙中产生的。在迁往边疆的过程中，这些人获得了可以谋生的丰裕土地。通过移民，他们得以避免了他们出生的庄园遭受瘟疫而造成的报酬递减和收入下降，人口增长就是这样产生边疆运动的。
这些局部报酬递减地区似乎最初出现在法国，大约从公元九五O年开始，移民便被发送到索恩河沿岸的粘土地带和博乔拉伊斯的丘陵。大约在公元一一OO年进行了治理佛兰德沼泽的工程，这项工程需要大量资本投资用于拓垦土地。《末日裁判书》中的证据表明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人口增长。在诺曼底人入侵前的那些世纪里，殖民化已经把移民带到了岛上主要农业区。
人口的外流改变着乡村的整个性质。在庄园之间的旷地曾经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野，这些荒地的所有权通常都授予高级贵族成员，他们把这些荒地视为狩猎禁区。荒野上即便有人栖居，也是童话中的那类著名人物——樵夫、烧炭人、炼铁匠、修道的隐士和出没无常的小股匪徒。在这个时代，那些荒地得到了开垦，村庄的林地和牧场缩小了，田地围绕着最早的拓居地一圈圈向外伸延；至于萧条时与村落毗连的那些土地，虽已开拓出来，但一度被当成了牧场，如今有了排水沟，也开犁种上了庄稼。由于新田地的耕作越来越远离村庄，有些家庭为节省往返时间往往迁出23去圈占小农场，一直到这些家庭的移民把相邻庄园间的空地占光使他们进一步扩张受到限制为止。
实际上荒野地区的殖民化需要领主和农民的合作，后者提供劳动，前者则批准和保护对荒地的治理，也许还提供资本资助这些冒险活动。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有时造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世俗的领主提供了圈地的权力而其伙伴则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和劳动人手。至于宗教界人士，因为他们继承了财富并能够以教堂礼拜的方式与农民交往，所以也经常是这类冒险活动的同伙人。
即使劳动在本地价值下跌，但在边远地区仍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商品。那些想创建新庄园的人只得四处寻找农民，甚至到他们本身权力达不到的地区去用提供特许和优惠来诱使可能迁移的人。他们在开始阶段经常并不要求劳动捐，而只规定出实物征收额，有时领主靠传统特权和垄断所得的岁入竟是颇有雄心的新庄园企业家唯一的岁入来源。受到边疆引诱的农民可以从领主那里买到自由，领主要组织新庄园便只好让他们购买自由，不然他们会在夜里溜掉。显然许多农民不是沿着这条便是沿着那条途径来到边疆的。
西欧的荒野便是以这一方式被拓殖的。新村庄兴盛起来，由于它们成功地为锐意进取的贵族增加了岁入，从而又促进了殖民化的进一步推行。边疆为农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生计，所有的领主都必须考虑这一事实，或者说，领主得为殖民化而冒失去其农奴的风险。这样，领主间为争夺劳动者的竞争实际限制了对庄园农民的剥削。流往边疆这种选择可能比新兴城市的出现对限制农民身受的剥削更为重要。
如经济学所指出，边疆运动在整个西欧造成了不同的人口密度（人与土地之比），还带来了专业化和贸易的增益。如上所述，迁往的边疆拓居区在自然资源上各有不同，这对贸易收益也有刺激作用。例如法国的葡萄酒产区为贸易提供了完全新的基础。每个地区都集中于自己的比较利益，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用来交换人口密度小的地区的土地密集产品。中古时期织布业扩张便是一个好例子。在专门制造劳动密集产品的佛兰德、皮卡迪、布鲁日、朗格多克、伦巴第和其它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出现了许多重要、的生产中心。例如，佛兰德在中古盛世已经成为依靠贸易为其居民提供大多数基本食物的城市，它用布织品去换取谷类食品和酒。织布业也提供了价值高的商品交换东方的奢侈品。
地方贸易也随着庄园之间旷地的拓垦而日渐繁荣。当地人口密度的增长使市场扩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开始促进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的建立。庄园此时已具有一种对基本上为自给自足的经济的替代，这就是专业化和贸易有可能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