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所谓“清庙之瑟，一唱而三叹”，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须是歌唱起来，方见好处。因说读书须是有自得处，到自得处说与人也不得。如熹旧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如此等处，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这般意思。熹二十岁前后，已看得书大意如此，如今但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过了五十来年。（朱子）
以我观书，处处得益；以书博我，释卷而茫然。（朱子）
昔陈烈先生苦无记性，一日读《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读书能记？”乃独处一室，静坐月余，自此读书无遗。（朱子）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今观此卷，因省平日得见韩公书迹，虽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略与此同，未尝一笔作行草势，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札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朱子）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张子《经学理窟》）
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张子《经学理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张子《经学理窟》）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以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张子《经学理窟》）
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得朋友之助。（张子《经学理窟》）
河出昆仑墟，虽其本原高远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后能经营中国而达于四海。愿足下思四海之士以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欲速化而已。（黄山谷）
古人有言曰：“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心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皆迎刃而解也。（黄山谷）
《左传》、《前汉》读得彻否？书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废。江出岷山，源若，及其至于楚国，横绝千里，非方舟不可济，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无人讲劝，但焚香正坐静想见古人，自当心源开发，日胜进也。（黄山谷）
凡读书法要以经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又读书先务精而不务博，有余力乃能纵横。（黄山谷）
少年应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其条目等大略与近岁应举者同尔，实无捷径必得之术。但如君高材强力，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实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东坡集》）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手与。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驳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至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东坡集》）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困学纪闻》）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矣，而《尧典》“命羲和”以数十言尽之；《天官书》《天文志》详矣，而《舜典》“玑衡”以一言尽之。叙事当以《书》为法。（《困学纪闻》）
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困学纪闻》）
“天下不可以无此人，亦不可以无此书，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又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龙川科举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困学纪闻》）
和凝为文，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自镂板行于世，识者多非之，此颜之推所谓痴符也。杨绾有论着，未始一示人，可以为法。《易》曰：“白贲，无咎”。（《旧书?绾传》：每属文，耻于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见。）（《困学纪闻》）
《史记》曰：史有二体。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终始，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论看《通鉴》之法，昔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有是药山，又须会采，若不能采，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邱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爱。”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又曰：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考。复须识一君之统体，如文帝之宽、宣帝之严之类。统体盖为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严，不害其为宽；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事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至于战国三分之时，既有天下之统体，复有一国之统体，观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识一代统体，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二者常相关也。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败，人之所以邪正，于几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又不可轻立意见，易出议论，须揆之以理，体之以身，平心熟看，参会积累，经历谙练，然后时势、事情便可识别。（《左编吕祖谦传》）
傅良着述有《诗解诂》、《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指》行于世。傅良为学，精于古人制度，年经月纬，昼检夜索，询世谱，编史牍，搜断简，采异闻，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止；千载之上，珠贯而丝组之，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吕祖谦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傅良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间；销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左编》）
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始以朱子《小学》等书授弟子，久之渐失其旧。澄至，旦然烛堂上，诸生以次受业，日昃退燕居之室。执经问难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皇庆元年升司业，用程纯公《学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学教法》、朱文公《学校贡举私议》，约之为教法四条：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左编》）
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尝语其徒曰：“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次之诸史，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又次则载诸世务，可以应用资者。数者本末相辏，皆有益之书，余非所急也。”所辑最巨者，有《左编》、《右编》、《儒编》、《诗编》、《文编》、《稗编》，凡六种。（《焦弱侯澹园集》）
治古之时，非唯道德纯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学之彦，亦精赡宏博，足以为经济之用。盖自童之始，十四经之文，画以岁月，期于默记。又推之于迁、固、范氏之书，岂直览之！其默记亦如经。基本既正，而后遍观历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异同，会其纲纪，知识益且至矣。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古今撰定之集录，探幽索微，使无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奥，以至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封建郊祀，职官选举，学校财用，贡赋户征役之属，无所不诣其极；或庙堂之上，有所建议，必旁引曲证，以白其疑，不翅指诸掌之易也。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本强不能对。呜呼，一物不知，儒者所耻。孰谓如是之学，其能有以济世哉！（《宋学士集曾侍郎神道碑》）
古人之文章，衔华佩实，画然不朽，或源或委，咸有根抵。韩、柳所读之书，其文每胪陈之。宋景濂为曾侍郎志，叙古人读书为学之次第也，此唐宋以来高曾之规矩也。宋人《传考亭》、《西山读书分年》之法，盖自八岁入小学，迨于二十四五，经经纬史，首尾钩贯，有失时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则三十前已办也。自时厥后，储峙完具，逢源肆应，富有日新，举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应举，盖已在学成之后；方希古负笈潜溪，前后六载，学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远，学法芜废，自少及壮，举甚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年运而往，交臂非故，顾欲以余景残晷，奄有古人分年课程之功力，虽上哲亦有所不能。（《有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