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上蔡见明道，举史书成诵，明道以为玩物丧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谢甚不服。后来有悟，却将此事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愚谓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话头接引博学之士，亦非也。凡人读书，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记诵之念。有忽易之心，则掩卷茫然，事理俱无所得；有记诵之念，则随人可否，事虽察而理或遗。故上蔡记诵，而明道以为玩物丧志者，惧其详于事而略于理也；明道看史，却又逐行看过，不差一字者，求详其事，将以深察其理也。凡读书之人，皆当以此为法，奈何独以接引博学之士哉！（陆桴亭《思辨录》）
予尝欲辑兵"m.kanbaapp点com"书为三卷，曰道、曰法、曰术。道，只是道理。凡《四书》、《五经》中言兵处，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战”、《易》之《师》卦、《书》之步伐、《诗》之《车攻》、《吉日》以及圣贤古今论兵格言，必有合于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则法制。如《司马法》、《李靖兵法》及《纪效新书》、《八阵发明》之类。术，则智术。如孙、吴兵法及古今史传所纪攻战之迹。令学兵者先知道，次学法，次论术，庶体用不淆而人才有造。（陆桴亭《思辨录》）
孙、吴、司马法等七书，世谓之“武经”。然七书中惟《司马法》近正；《孙子》虽权谲，然学兵者心术既正之后，亦不可不尽兵之变。至《吴子》则浅矣。其余若《尉缭》甚粗略。《六韬》、《三略》、《卫公问答》皆伪书，无足观。（陆桴亭《思辨录》）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胜之法虚，旗鼓步伐之法实，虚处聪明人自可会得，实处非学不可，犹之名物度数，即圣人亦不能生知也。《孙》、《吴》不必言，即《通鉴》一书，凡言战攻处，孰非出奇制胜之法？惟旗鼓步伐，所传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书也，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中脱出，故于旗鼓步伐之功独详，读者不知，以为戚公必有异人传授，亦可笑也。（陆桴亭《思辨录》）
人欲知地利，须是熟看《通鉴》，将古今来许多战争攻守去处，一一按图细阅。天下虽大，其大形势所在，亦不过数项。如秦蜀为首，中原为脊，东南为尾；又如守秦蜀者，必以潼关、剑阁、夔门为险；守东南者，必以长江上流荆襄为险。此等处俱有古人说过做过，只要用心理会。其或因事远游，经过山川险易，则又留心审视，默以证吾平日书传中之所得，久之贯通胸中，自然有个成局。其他琐碎小利害去处，俟身到彼处，或按阅图籍，或询问土人，当自知之，无庸屑屑也。（陆桴亭《思辨录》）
地利只是“险阻”二字，山为险，水为阻。秦以一面东制诸候，山为之也；长江天限南北，水为之也。推此以往，可以知地利矣。（陆桴亭《思辨录》）
地势险易，古今亦有变更，不可尽据书传。昔当秦汉时，函谷至潼关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道远险狭，敌来犯关，常在千里之外，故曰“秦得百二”。今闻河流渐北，中饶平陆，宽坦无阻，失其险矣。天下之古今异势者，岂特一潼关哉！（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与农田相表里，故善治水者，以水为利；不善治水者，以水为害。江南泽国，而土田日辟，以水为利也；西北高地，而每受河患，以水为害也。故善言水利者，必言农田。（陆桴亭《思辨录》）
水利只是“蓄”“泄”二字，高田用蓄，水田用泄；旱年用蓄，水年用泄。其所以蓄泄之法，只在坝闸。知此数语，水利之道，思过半矣。（陆桴亭《思辨录》）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勉之。（郑耕老《劝学》）
读书当时虽极熟，久而不读亦必忘。其温习之法：若初读过书一卷，则一日温此一卷；其后读过二卷，则二日温一遍；三卷则三日温一遍，……二百卷则二百日能温一遍，亦永不忘。此乃杨子吴秘之家传温书之法，如此既省工，又永永不忘之妙法也。（王虚中《训蒙法》）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学也，天下之人谓之“湖学”。学者最盛，先生使学者各治一事，如边事、河事之类，各居一斋，日夕讲究，其后从学者多为时用。盖先生教人务有实效，不为虚言也，是时孙公莘老名觉、顾公子敦名临，最为高第。（吕氏《童蒙训》）
田腴诚伯笃实士，尝从横渠学，每三年治一经，学问通贯，当时无及之者。（吕氏《童蒙训》）
杨应之学士言：“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吕氏《童蒙训》）
儿辈读书，惟务涉猎，都不精专，故每试辄蹶。尝与之言，譬如用人，必平日与之共肝胆、忘形骸、绸缪胶结，曾无间然，临缓急时，自得其力；若只泛交及一面之识，平时饮酒燕笑，渠便肯来；一旦有事，则掉臂去。每见先辈读书，必有本头，饭边枕上，都不放舍，虽与人看不得，然执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只是与之稔熟耳。（《小柴桑喃喃录》）
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经》，非惟义理也，而机杼物采，规模制度，无不具备者。张安国出《考古图》，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当为记，于经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顾命》。’《游庐山记事》，将裒所历序之，曰：‘何以？’景文曰：‘当用《禹贡》。’”（《辞学指南》）
刘子厚曰：“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少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辞学指南》）
穷经之暇，各随自家聪明材质，专习一艺，或能兼通诸艺更佳，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历象、兵刑、钱粮、治河之类，必精研习炼，实实可以措诸事业，不徒空谈其影响而已也。（施虹玉《塾讲规约》）
陶公读书，止观大意，不求甚解。所谓甚解者，如郑康成之《礼》，毛公之《诗》也。世人读书，正苦大意未通耳。今者朝读一书，至暮便竟，问其指归，尚不知所言何事；自云吾师渊明。不惟自误，更以教人，少年倦于讨求，从之而废。凡我同人，若遇此辈，所谓“损友”，绝之可也。（《钝吟杂录》）
为学要在小时，年长便不成。然年长矣，亦不可不勉。（《钝吟杂录》）
吾见人家教子弟，未尝不长叹也。不读《诗》《书》，云妨于举业也。以余观之，凡两榜贵人，粗得名于时者，未有不涉猎经史。读书好学之士，不幸而踬于场屋，犹为名于一时，为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书者，假令窃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为常人，其老死无成者，不可胜记。岂曰学古不利于举业乎？又不喜子弟学道，脱有差喜言礼义者，呼为至愚，不知所谓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学也，居家则不孝、不弟；处世则随波逐浪，作诸不善。才短者犹得为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于刑辟，中世网而死，其人不可胜屈指也。见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见或言《诗》《书》，论经世之务，今则绝无矣。（《钝吟杂录》）
每看古今书，见嘉言善行，凡有关于修齐治平之道者，即为圈点，日录数纸。与人聚谈时，随便将此当闲话，亦出亦巽，总不过家常话，此有数意：一不空过此不复来之白昼；二不虚耗此不易得之茶饭；三不负此好朋友英年子弟不能常聚首时。（《小言》）
朱子论读书之法，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问学录》）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说，足见用心之切，其间好处亦多。‘但圣贤之言，旨意深远，仔细反复，十年二十年尚未见到一二分，岂可如此才方拨冗看得一过，便敢遽然立论，似此恐不但解释之义有所差错，且是气象轻浅，直与道理不相似。’吾辈才举笔，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晋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吾辈才学文，不可不思此一段。”（《问学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