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之改革太宗之世，非独从事外征也，又颇留意于内治，其进步之显着者，即官制之改革是也。先是太祖创制八旗，每旗设总管大臣（固山额真）一、佐管大臣（梅勒额真）各二；又设理政大臣五、札尔固齐十，往往即以总管或佐管等兼之，不皆分授。及天命十一年太宗即位，乃集诸贝勒定议，每旗仍各设总管大臣各一，是为八大臣。凡议国政，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出师行猎，各领本旗兵行，一切事务皆听稽察。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此十六大臣赞理本旗事务，不令出征。又每旗各设调遣大臣二，此十六大臣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仍令审理。天聪五年，始仿明制设六部，每部以一贝勒主之（今管部），各有承政（今尚书）、参政（今侍郎）、启心郎（翻译员）等官，以满洲、蒙古、汉人兼授。崇德元年，设都察院。三年，设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两院官制并与六部同，是为八衙门，政府之组织渐以完备。
文学教育之概况太宗又留意文学，乐闻古今得失。初，满洲未有文字，凡文移记载必译成蒙古文读之。太祖时，始命儒臣额尔德尼、噶盖等假蒙古字制十二字头，编写“国语”，颁行通用，满文之传布自此始。天聪三年，太宗乃命儒臣达海等翻译汉籍，记注政事，设文馆以董理之。又欲振兴文教，于诸儒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凡得士二百人。其后连年与中国用兵，益知文学教育之必要。天聪五年，谕：‘自征明以来，所向必克，彼明屡战屡败，势同枯朽。而我常有惧心者，以彼虽不长于骑射，而战阵时晓习法律故也’。及大凌河之役，又谕：‘今年明筑大凌河城，我兵困之，经四阅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此由读书明理，为国尽忠故也’。于是令贝勒大臣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就学读书。天聪十年，更定文馆为内三院：（一）国史院，主编纂历史，拟撰表章；（二）秘书院，主拟撰外交文书及敕谕之属；（三）宏文院，主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进讲御前。每院各设大学士一人。盖当时以与中国战争之故，交通繁数，故政教文物亦颇蒙其影响云。
三本朝之定鼎及明室之偏安
吴三桂之乞师世祖章皇帝，太宗第九子也。崇德八年八月，太宗崩，礼亲王代善会诸王贝勒以下，定议奉世祖缵承大统，而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摄理国政。先是大军已拔锦州，得辽西大部，明总兵吴三桂率兵民五十万驻防于宁远。是年九月，郑亲王复发炮兵，越宁远，攻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诸城，山海关守御益危。明年顺治改元，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也（一六四四年）。三月初，明以流寇内逼，廷议尽撤关外城守，而召三桂统边兵入卫。三桂悉众而西，行至丰润，闻李自成已陷京师、帝后殉国，乃犹豫不进，还次滦洲；自成执其父襄，令作书招之，三桂许降。已而闻其爱妾陈沅为寇军所掠，则大愤，遽易缟素，称先帝恩德，以复仇讨贼之旨公布军中；遂疾归山海关，部署军事。自成发兵追之，越滦州而东，三桂回军击破其众，自成乃亲将部众十余万东攻山海关，而遣别军出抚宁东北境长城，绕至关外夹击之。三桂大惧，奉书本朝乞降，请合军而西。
流寇之败走时摄政睿亲王方以大将军督师略地关外，比得三桂书，乃偕洪承畴等疾驰至沙河，距关仅十里，而通路已为寇军攻关外者所梗。三桂发大炮辟路，而自率轻骑突出，谒摄政王；即军中易服设誓，固请入关讨贼。承畴以为寇众东出，京师空虚，议请大军毋遽入关，而西北绕入居庸，袭据京师，俟其回援，可一战擒之；而三桂以关门祸急，坚持不可。时流寇当百战之后，剽悍无匹，摄政王虑不可轻敌，乃命三桂军为先驱尝贼，而自蓄精锐以待。自成悉众列阵关内，横及海岸。三桂引军先进，战酣，会风发尘起，两军不相辨，大军乘势突出，冲贼中坚，所向辟易。俄尘开，贼见甲而编发者，惊曰：‘满洲兵也’，则皆溃走。自成奔永平。摄政王即下令使关内外兵民薙发，进三桂爵为平西王，而使率步骑二万前驱追贼。自成自永平遣使诣三桂军议和，以三桂不答，乃入京师屠其家，焚宫殿，载辎重西遁。摄政王以五月朔入都，改葬崇祯帝后，令臣民服丧三日。京师东北诸府皆降。
福王之立方流寇之北犯也，明福王由崧（思宗之从兄）、潞王常淓（思宗之从父）俱已避难至淮安。及思宗殉国、太子陷贼中，南京诸大臣议立君。福王于伦序当立，而以淫昏闻，潞王贤明可任大事，而世系较疏。于是立亲、立贤之问题起。兵部侍郎吕大器以下主立贤；凤阳总督马士英利福王庸闇，结党主立亲。两党互争，各取决于兵部尚书史可法。可法心善立贤议，而立亲党以握兵柄故，颇占优势；可法不得已，卒定议迎立福王。士英遂以拥戴功入阁，而出可法于江北督师。于是廷议分江北为四镇，以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经理山东一路；高杰辖徐泗，驻泗水，经理开归一路。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经理陈杞一路。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经理光固一路。而诸将争欲驻扬州，各纵兵相仇杀。可法务以公诚之意，调停其间，移杰镇瓜洲，而置得功于仪德；四镇虽稍稍受命，然卒不相协。而南京政府，党争亦日剧。自可法出，士英辈益无所惮，务进私人，图报复。凡崇祯朝阉党名挂逆案者，皆阴结士英希复出。士英乃排群议，奏起逆案巨魁阮大铖，于是正人如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先后引去。一时政府无善类，贿赂公行，秕政交作；江左偏安之局，不俟识者而知其不能久矣。
李自成之窜死摄政王既定京师，奏捷盛京，颁示朝鲜、蒙古。时京东、京北诸府虽降，而保定、大名、真定间溃贼群起，自成自山西入陕；山东诸州县闻之，亦争杀其伪官，据城自保。乃以六月遣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遣都统叶臣等往定山西，各分扼要地，俟秋高进军，徐图灭贼。至九月，世祖定迁都之议。车驾以十月朔至自盛京，祭告天地社稷，奉太祖、太宗主入太庙；用大学士范文程言，尽除明季弊政，令文臣衣冠，暂从明制。近畿略定，因议先剿陕贼、次规江南，乃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偕吴三挂、尚可喜等由大同边外会诸蒙古兵，赴榆林延安，出陕西之背；又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夹攻潼关，期于西安相会。是冬，畿南、山西、山东诸省先后平定。豫王以十二月渡孟津，收沿河堡寨，进至陕州，自成遣其将刘宗敏（夺三桂妾陈沅者）据潼关拒守。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正月，大军抵关，自成逆战不利，而英王及三桂西北之师已自保德州编筏渡河，入绥德，连下延安、鄜州，逼西安之背。自成前后受敌，弃关还西安，焚宫室，东南自蓝田出武关，走湖广。比大军克潼关、入西安，则自成已走五日矣。朝廷以陕西底定，乃命豫王移师征江南，而以追剿流寇事专任英王及三桂。时寇众尚三十余万，扬言欲取南京，大军水陆迫蹑，凡七破其众于长江流域间。闰六月，自成南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率二十余骑掠食山中，为村民所困，自缢死。或言自成陷泥淖中，村民聚击之，锄碎其首，至糜烂不可辨云。自成既死，其残众二十万，悉降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