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之帝王制礼以掠婚为不当，乃变之为求婚，故用媒妁而又须待父母之命，其用意仅在免掠且勿贱妻而已。后人误解，定为礼法，取男子、女子之自由而共束缚之，男子掠夺出乎自由范围以外，束缚以礼法似亦近理，然女子之不自由如故也，虽有纳采及亲迎之礼而为其夫者仍是不相识、不相洽之人，父母虽曰命之、送之，然与自贡其女于盗穴者何异？况文明日进，男子亦不至人人尽为强暴，而礼法反强纳一双不相识、不相洽之男女于一处，美其名曰夫妇，其暴可知矣。男子不甘其暴则娶如夫人，女子不甘其暴另觅情人，亦锡之曰如意君，是皆婚姻制度所种之恶果也。或曰此中亦有自由与不自由之分解，不可一笔抹煞。予曰美哉自由之名词也，然自由亦即适意之谓也，但既称自由，何必再赘以结婚之名词耶？观之西国，又有离婚之法，婚既可离，又何必结？论者曰离婚亦为正义，是又明明默许男女相处可合可离矣。既属可合可离，是已无关重要，然律以夫妻又何为？况所谓人者动物也，既曰动，其情爱自应有动移，今日以如意而结婚，明日忽不如意，而此夫妇之制乃束缚之，是岂非大不如意乎、大不自由乎？虽有离婚之法可以少苏其苦，然离斯离耳，又横添许多手续使人不快，又岂非多事乎？故予颇敢取夫妇之制而并非之也。
拿破仑，法国人也，而有统一欧洲之志，一世之雄而今安在？然欧洲之人至今称之，许为怪杰。元太祖以异族入主中原，亦欲包有六合并吞天下，铁骑所至，西北俄罗斯、西南五印度遂入有元之版图，讵非中国之雄主哉？徒以异族之故，至今人鲜道之，且不如远在海外之日本人，尤许其为亚洲怪杰也。此其故在国人不好提倡武德，以为彼乃异族，又属暴举，且穷兵黩武不可为后世法，故明人修《元史》，宁使其疏舛四出，不使其铺张武功。元人《拖布赤颜》一书，译言《圣武开天记》，记开国战史颇详。明中叶修《元祖实录》，史臣请颁此书而弗肯出，天历修《纪世大典》，再请之亦然，故史书之成，关于西北藩封、疆域兵马皆仅虚列章名，不着一字，遂使元代疆域虽广与无疆同，武功虽雄与无功同。埋没古人，欺藐后世，莫此为甚。今日国人秉此遗传性，且来不武之讥、瓜分之辱，追忆前人，欲哭无泪矣。
拿破仑以微贱即帝位，且在宣布共和之后，其所恃者在引起法人当时好大喜功之兴趣，从事国外之战争，为法兰西争光荣，而彼之帝位即巩固于此中。益以每战每胜，威声大震，全欧慑伏，讵独法兰西之小民。及闻其败也，民心一旦瓦解，故拿破仑遂一败而不可复兴。至拿破仑第三承其余志以行而英敏不及之，故其败速而民叛尤易，是皆以武功维持帝位而帝业全关系于武功者也。元有天下，其疆域之广、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无一童昏暴缪之主，且内无宫闱奄宦之蛊，外无苛政强臣夷狄之扰，又有四怯薛之子孙世为良相，与国同休，其肃清宽厚亦过于汉唐，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者，其故盖亦与拿翁同，以武功维持帝业而卒败于武事之一蹶不振也。日本、爪哇之征讨，覆海师于数万里，是为第一次之失败。及后顺帝即位，已无前代之英锐，而前代所遗之盛业，如外而岭北、岭西诸行省动辄疆域数千里、马行八九十日方至，内而江浙、湖广各行省，举唐、宋分道分路之制，尽荡覆之旁通广阔，务为侈阔，至此乃鞭长驾远，控驭不及，于是阿里不哥、海都诸王叛于北，乃颜、合丹诸王叛于东，安南、缅甸、八百诸蛮叛于南，穷年远讨，虚敝中国，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痿木而中原之士亦乘间而兴光复之师矣。谓非败于赫赫武功之后难于为继者，别无充分之理由也。
拿破仑之称帝在欲达其统一欧洲之目的，为法兰西增光荣，故除军事外，彼无专制之事实贻人指摘，而念念不忘祖国，必思发辉而光大之，尤为可取。故其称帝也人能谅之，以其借帝制图进行上之便利而欲贯彻其并欧强法之志趣也。元人尚武，仅在兴其家天下耳，中叶以后已呈中干之象，又复对内强分畛域，以辽金新附者为汉人，以宋人为南人，汉人重于南人而蒙古、色目人重于汉人，用人行政均不得调剂之道，是其志趣殆非拿翁光荣法国之见。明祖为吾族吐气，起兵覆之，自是快事，但必埋没元代之武功，视同阴谋，深闭固拒，不以示人，则非所敢称也。
中国古来南北之争恒北方占优势，予作《革命杂诗》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谈总统祭明陵”，所以纪实也，而予所最视作极丑之事者乃在明建文帝及燕王之争。彼一家叔侄不顾羞耻，攘臂而争大宝，为之臣者乃互相拥戴，且以死难为忠，真是何苦乃尔！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视南方等于被征服之土，派兵驻防一如满洲，且沐猴而冠，自视乃若异人，岂不使人笑脱牙齿哉！
韩山童讨元檄文有句云：“贫极江南，富归塞北。”良以元人分南北、蒙汉之见，膏泽之润罕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也。讵今日又如之，独是北方一块干净土，主政者虽欲加以殊恩而强邻必视为鼾睡之乡、牧马之地，又均莫如之何也，伤哉！
元祖遣海师讨日本，大风覆盘，全军没于海，日本遂赖以保全。当时日本既闻元祖渡海东征之警报，全国震动，殆若有亡国之奇祸，一如中国今日焉。某代天皇特奔至福冈，与某僧设坛祭天，并大作佛事，一时求佛宣呗之声遍于全国。其后元师既覆，某僧遂居为己功，而天皇亦自诩其跪拜之诚乃感动天心，降殃于元。国人狂喜，亦视天皇及某僧殆立有不世之奇勋者然，传至今日，犹为天皇及某僧立铜像于博多之西公园。予闻其事，失笑者再，夫祭天求佛以御寇，与梁武帝何异？幸而大风覆元师耳，否则岂不徒为亡国史上增笑柄乎？今人为立铜像尤为无当，虽然，今日之日本固又思传其救国之佛教于中国矣。袁世凯亦乐于祭天，苟相率作一场佛事以祝中国勿亡，尤使人笑啼不得，叹为奇事也。
美国罗斯福为总统时，常慨夫美国陆军之不振，中下级军官悉恃学校出身，满腹军事学讲义而鲜经验，且疲弱不能耐劳。尝发一令，凡步队军官须三日间能步行五十英里、骑兵军官三日间能乘骑行一百英里始为合格，一时竟有诋此为苛例不能奉行者，罗斯福以为怪事。予昨偶见报载北京陆军部各司员应总次长月课之考试，其命题之浅近已至极处，予尚能忆其一题系询步枪子弹何以用尖头者，试言其效用，第二题又似问步兵工作之性质，大约均出自步兵弹击教范、工作教范书中前二三页内，即初入营之新兵、曾受新兵教育者亦当知之，兹乃以此考堂堂陆军部之司员，且有交白卷者，岂不可羞？而中国军事前途长此以往，不加整顿，亡而已矣！尚何言乎？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