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德曼胆小怕事，对恶势力一味迁就，他甚至给纵火犯提供火柴，以此表明他的信任和诚意。而他又是按照社会的行为规范行动的。这些规范，比如同情，善意和信任他人，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比德曼不能以自己的头脑来认识并运用它们，结果他成了纵火犯的同谋，并酿成大祸。这对产生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民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冷峻的剖析与警示。让观众发现“我们身上的比德曼”，这就是作者的意图。
《安多拉》也是一出政治目的十分明显的寓意剧，剧本前言称剧中安多拉与实际同名小城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模式”，显然作者无意再现一次历史性事件，而是要写出一个更为普遍的主题。安多拉城的一位教师从毗邻的黑人国把他自己的私生子安德里接到安多拉，但由于顾及声誉，说这是他救出的被迫害的犹太孩子。他把安德里当做“养子”养在了家里。他的行为被看成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安德里从小被当做犹太人，受尽凌辱与虐待，他爱上了教师的女儿巴尔卜琳，遭到教师的拒绝，便认为是义父对犹太人的偏见所致。后来他的生母从黑人国来看望他，没有相认，在返回时被人用石头砸死了。黑人国发兵来问罪，城中居民一致将他指为凶犯。教师终于承认安德里是亲生儿子，神父也加以证明。但安德里既不肯认生父，也不相信这种说法，他断定安多拉城已不可能有什么真理了。教师向公众宣布他与安德里的关系，公众也无人相信。安德里被绞死了，巴尔卜琳精神错乱，只是不停地四处涂抹白色。
《安多拉》写了反犹太主义的偏见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挖掘了潜藏在每个人内心里的那种危险倾向：为保全自己而不惜伤害他人，接受谎言，并在罪行发生之后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在此剧的首演式上，弗里施在答问时说：“有罪的人就坐在前排座位上，看过这场剧，他们应当惊恐，应当彻夜不眠。”
弗里施是在布莱希特的深刻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不像布莱希特那样认为戏剧可以再现现实，并改变世界。他认为舞台上只能出现现实的“草图”，实际上他也并未放弃改变世界的企图。他的作品始终表现的是世界的图象在个人意识中的变化，作为社会对人期待总和的“强制角色”的扮演对个人的精神损害。表述形式是叙事性的，《纵火犯》中的消防队员组成了喜剧性合唱队，像希腊悲剧那样，对剧情进行评论，由此来“阻止移情，打破幻觉”，使观众在观剧时与戏剧情境保持距离，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思想。
3.迪伦马特的怪诞喜剧迪伦马特是瑞士的德语作家，其作品已被译成40余种语言，有着很高的国际声誉。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与弗里施的剧作构成了德语戏剧舞台的主要支柱。1956—1957年度新排演的150场戏中，有21场是他俩的，1962—1963年的258场戏中，竟有128场是他俩的。他们的重要作品不仅在德语国家长期上演，而且在其它国家和地区反复上演，影响广泛。
迪伦马特写过不少小说：《择偶记》（1955）、《隧道》（1950）、《法官和他的刽子手》（1953）、《抛锚》（1956）和《诺言》（1958）都很有特色，尤其是后三部“犯罪小说”。戏剧作品共有近30部，主要作品是《罗慕洛大帝》（1949）、《老妇还乡》（1956）、《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69）、《物理学家》（1962）、《天使来到巴比伦》（1954）、《流星》（1966）。
70年代以后，迪伦马特的《同伙》（1973）、《期限》（1976）、《滑铁卢》（1983）几部剧首演后均告失败，他声称现有创作道路已到尽头，将另寻出路。
迪伦马特认为，戏剧及整个艺术都不是描写世界而只是暗示世界，表演世界。舞台上的场景总是超越现实之上的幻景，是同现实处于两极关系的乌托邦。从前那种“悲剧所赖以存在的肢体健全的社会共同体作为整体已不复存在了”，“只有喜剧适合于我们”。悲剧缩小距离，喜剧则拉开距离，观众并不为剧情所陶醉，震慑——因为剧情是高度夸张、滑稽的，但他会受到触动，有所领悟。迪伦马特抓住了“怪诞”，这是他进入世界的通道和描述世界的视角，“怪诞”也构成他剧作的艺术风格。
怪诞不是荒诞，尽管荒诞是50年代时代思潮的中心。荒诞是来自要求回答意义与世界的反理性地沉默不语之间的对峙，它强调寻找意义与体验不到意义之间的强烈反差，而怪诞不否认世界的意义，它是一种“最极端的突出基本点的手法，是使之突然成为具象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它就能容纳时代问题。不仅如此，还能容纳现状，而不会成为倾向或者通讯报道怪诞是最有可能做到准确的一种手法。不能否认，这种艺术具有客观的残酷性，但它不是虚无主义者的艺术而，更是道德主义者的艺术”。
他的成名作《罗慕洛大帝》所展示的就是一个怪诞的情境：日尔曼大军已逼近皇宫，而身为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罗慕洛·奥古斯都却在专心致志地照料他的鸡群，津津有味地品尝鸡蛋。原来他认为这个帝国理当覆灭，他以清静无为的态度顺其自然，正是为世界主持正义的壮举。朝臣们拔刀相逼时，日尔曼军统帅赶到，让他光荣退位。
国家元首不带领人民抗敌救亡，却听任自己的王国覆灭，臣民威胁他的生命而敌人却给他生路，这显然不合常情，然而却并不悖理。因为盲目的，狭隘的，因而也是危险的爱国主义到处大行其道，清醒、理智、顺应历史潮流者往往被公众唾弃。
三幕喜剧《天使来到巴比伦》写上帝让美女库尔比下凡，嫁给最卑贱者，却误嫁了巴比伦国王。库尔比要国王随她行乞，国王借平息动乱判她绞刑。
乞丐阿基混进王宫，救出库尔比，双双逃进沙漠。情节怪诞、突兀、超现实，却又是对现实的深刻剖析和辛辣的嘲讽。
《贵妇还乡》写一位有着亿万资财的老妇和居伦城居民的一次交易，情节纯属“怪诞的奇想”：贵妇克莱尔·察哈拉西安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并非叶落归根，而是要复仇，年青时，情人伊尔对她始乱终弃，她在小城遭到歧视，不得已沦为妓女，流落异乡。如今她富甲天下，要出10亿美元巨款让小城居民为她杀死伊尔，结果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