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的文学与生活高度统一，她注重真实性，鄙弃“优美文笔”。《女宾》被视为“玄学小说”的代表作，通过对弗朗索瓦兹和格扎维埃尔这两个对立人物的描写，刻画出一种头脑清醒、性格刚毅并略显粗鲁的妇女形象；《人总是要死的》创造出一个长生不老的传奇人物福斯卡，让他经历了欧洲六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过程，并让他忍受着比死亡更为痛苦的绝望的折磨；《官员》（1954）写战后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幻灭感；《名士风流》是自传体小说，也以文笔质朴有力，思想深沉见长；《吃闲饭的嘴》则以“我为人人”
这一命题为主旨。
波伏瓦以其惊世骇俗的一生和风格独特的作品为存在主义提供了范例。
80年代以来，她声誉日隆，其作品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
（3）阿尔贝·加缪加缪（1913～1960）生在阿尔及利亚，出身贫困，父亲是个管酒窖的工人，在他几岁时就死在了战场上。他17岁时患肺结核，身体一直不好，对人生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颇有感受。他早年组织过剧团，也写过剧本，一面进行文学操练，一面对社会人生的诸多基本问题进行寻根究底的思考。他写得很少，一生的主要作品除了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散文《西绪福斯的神话》（1943）、《反抗的人》（1951）以外，就是《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和《戒严》（1948）、《正义者》（1949）4部剧作。但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已经奠定了他在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地位。
他不仅荣获195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身不由己地成了战后整个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加缪认为，“伟大的作家必定是哲学家”。这正好是他本人的写照。他写作不为自娱娱人，也不求文辞华丽，引人入胜，而是以深刻而独到的思想打动人心。他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存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他的作品正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这一思考的形象表达。
加缪认为，现实世界不合理、不完满，不是人的家乡，人与这个世界不协调，有陌生感。如同演员与舞台背景脱节，人也与其生活脱节。世界对人的呼唤始终保持沉默。荒诞即由此产生。
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中，加缪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众神判决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从山脚推上山顶，滚下来再推上去，永无休止，这没有尽头的苦役就成了西绪福斯生活的全部内容。在加缪看来，人的生存状况正类同于此，而人的生存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面对荒诞的命运，人应当保持“清醒意识”，不逃避，不为其所压倒，昂起高傲的头，藐视其淫威，在对命运的反抗中，使精神得到充实。
《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可以说是生活在人间的西绪福斯。他是个公司的小职员，被无聊、卑琐的日常生活所包围。他在海边莫名其妙地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受到控告、审判和舆论谴责，他被笼罩在荒诞之中，而公众不觉其荒诞，对荒诞习以为常。莫尔索非常清楚他的处境：“我看上去一无所有，但我对自己，对一切都有充分把握，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即将到来的死亡，完全了如指掌。”他对生活已经彻悟，保持着“清醒意识”，知道自己应采取的态度就是“冷漠”。
母亲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死的，我不清楚。很可能昨天已经死了。
这是《局外人》开头的一段，最能刻骨铭心的母子之情，已被他淡然处之了。
对满天星斗的夜晚，我不存任何幻想，我第一次向着世界可爱的冷漠态度公开我的心胸。我觉得它和我一样，对我很友好。我认为我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
这是《局外人》的最末一段。莫尔索被判极刑，面对死亡，他心静如水。
肉体生命对人只有一次，而他漠然置之了。对冷漠的世界保持冷漠的态度，没什么不公道，因而他在告别人世时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剧本《误会》和《卡利古拉》中。在《误会》中，若望回到故乡，准备接母亲和妹妹到富裕的海边，而渴望到海边去的母女为了筹备川资谋财害命却误杀了自己的亲人。故乡成了人的陷阱，这是令人心寒的现实世界的荒诞。更令人震惊的是，女儿玛尔塔事后冷漠而残忍地说：“即使认出他来了，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面对荒诞的世界，她的态度是：“及时加入顽石的行列。”《卡利古拉》中的罗马皇帝为了使麻木的大众对荒诞的境况有所觉悟，便把荒诞推向极端，以暴虐的杀戮来惊醒世人。玛尔塔和皇帝采用的是以恶抗恶，以暴抗暴的态度。最后，一个自杀，一个被刺。这是一条自我摧毁的道路。
在《鼠疫》里，作者开始探索一种超越个人介入的反抗方式。荒诞的象征是鼠疫流行。奥兰城面临毁灭的危险，灾难使人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共同的爱和恨，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上帝建立的秩序，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孩子们在其中备受折磨的世界”。在集体反抗下，恶被制服了，人摆脱了荒诞，但是无法否认的是：人不能根除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