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1945年解放后，一批流亡作家回国。1956年“匈牙利事件”
使大批作家受牵连，60年代被捕作家大都获释，重新开始创作。戴里·蒂博尔发表《革出教门》、《没有判决》等小说，1964年他被选为柏林科学院名誉院士。卢卡奇的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罗马尼亚是文学思想比较活跃的国家，达达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等现代派思潮都曾发生过影响，战后小说有巴尔布的长篇《坑》（1957），波波维奇的《权力和真理》（1973），萨多维亚努的历史小说《尼古拉与蹄铁》（1952）等，诗歌则以贝纽克的政治抒情诗为最有名。
波兰在战后有两位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以撒·辛格，1978年以《庄园》获奖；一位是契拉弗·米洛舒，1980年以《米洛舒诗选》获奖。
另外，50年代的“黑色文学”、“清算文学”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和黑色幽默小说都曾产生过影响。
保加利亚战后主要作家有维任洛夫，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干旱的平原》
（1952）；迪莫夫擅长心理描写，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烟草》（1951），讽刺剧《带着泪痕的女人》（1959）和《罪人》（1961）等。此外有加贝的长诗、齐达罗夫和瓦西列夫的剧本。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进入当代之后，在诗歌与小说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诗歌在战后初期及50年代以赞美和平与新生活、批判法西斯战争为主旋律，六七十年代侧重于现代人心灵世界的的探索，涌现出一大批诗人，其中亚·塞弗特以其意境清新、韵律优美的《塞弗特诗选》荣获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
60～80年代，米兰·昆德拉是十分活跃的小说家，他的几部主要作品和长篇小说《玩笑》（1968）、《生活在别处》（1973）、《为了告别的聚会》（1976）、《笑忘录》（1976）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4）已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从80年代末开始，又陆续被译为中文出版，在中国赢得了大批读者。
80年代以后，东欧各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日趋频繁，这将对东欧文学产生深刻影响。
2.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是苏联俄罗斯作家，美国苏联文学专家马克·斯洛宁称他为“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因为他尽管一生都住在苏联，从未出过国，但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观照方式似乎对他没什么影响。从早年的诗歌到晚年的小说，他始终是个踽踽独行的异端分子，肖洛霍夫称他是“寄居蟹”，他坚持以自己的心感知，以自己的眼光观察，因此他的作品总是不合流俗。他写的是俄罗斯的另一重现实。
帕斯捷尔纳克生长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美术学院教授，曾为托尔斯泰的小说作过插图，母亲是着名钢琴家。少年时代他沉迷于福音书、哲学和音乐之中，并苦学音乐理论和作曲达6年，但自学在音乐上难有作为，于是转而写诗，从十月革命前至40年代共发表近10部诗集，其中有10年潜心翻译莎士比亚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他的诗具有象征派的音乐感、未来的口语倾向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因而他被誉为先锋派诗人的大师和领袖。他的诗作少用新奇和怪僻的词，但他追求奇特的表现，他会说“浪花烘焙着波涛，就像烘焙华夫饼干”，“我的亲吻就像壶中倒出的水那样流过你的胸脯”，“远方惊慌失措，屋子摇摇欲坠，天空一片蔚蓝，像个久病初愈的人”，他也经常使用口语，故意混淆诗歌和会话的界限，他认为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灵魂听世界”，其主要职责是“揭示或表现无人知晓的、无法重复的、独特的活生生的现实”。他关注事物的统一性、人与宇宙的关系、人类的命运，并作为人类创造精神的象征而永远保持艺术的敏感。
至40年代末，他觉得诗歌已不便于表达他对生活的体验和对历史的深沉思考，于是在莫斯科郊外蜇居5年，写出了史诗式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他给国内出版社投稿，受到严厉批评，转而投给意大利出版商，1956年11月小说在米兰出版，立刻引起轰动，有的评论家甚至将它同《战争与和平》
相提并论。时隔一年多，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下激怒了苏联，舆论口诛笔伐，作协开除他会籍，高尔基文学院学生到他家示威，扔石头砸门窗，党政领导中有人宣布，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不满，他尽可以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假如他前去领奖而不再回苏联，也决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急忙拒绝受奖，并致信赫鲁晓夫，恳求不要将他驱逐出境。此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在一个小村庄度过寂寞的两年，于1960年5月30日病逝。
《日瓦戈医生》写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俄国的生活，主人公尤里·日瓦戈是富商的儿子，但很早就被父亲抛弃，跟母亲相依为命，10岁时母亲去世，他成了孤儿。在别人抚养下，他生活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他在大学里学医，同时对哲学、历史、文学和宗教极有兴趣。这种身世和经历使他性格内向、严谨、冷静、善于思考，并富于同情心。对俄国社会的黑暗腐败他深有感触，认为十月革命是“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但他不能理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他认为暴力只能带来毁灭，只有善才能带来善。在急风暴雨般的动荡年代，他不愿违心地参与，同时又难以忍受局外人的孤寂与彷徨。他走遍俄国想寻找一个栖身之地，最后在乌拉尔山区住下来，爱上一个叫拉拉的女人。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他流浪到西伯利亚，在游击队里当医生，拉拉由于政治迫害而逃亡国外。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后，穷困潦倒，死在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