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文学整个从世界文学及人文精神的大背景中脱离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传统文化的血脉隔断了，在高度封闭的状态中自给自足地衍化了许多年。从50年代起，欧美文学基本上被拒之门外，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受到推崇，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教科书”，也是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科书。苏联文学的解冻思潮激发了中国作家干预生活，表现人道主义的勇气，出现了一批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
6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批判了近20年，于是中国文学成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文学。
但是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公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传统文学的遗泽、民间文学的刺激会合为一种四处弥散的氛围，使文学家在有限的生存环境和艺术空间中将能够有限展露的艺术个性和才华发挥出应有水平。因此，前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有成就的、不可忽视的，少数作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故事中的世界从1949年到1977年，文学的最主要成就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数量看，前17年长篇小说总数不过100余部，而80年代平均每年出版近200部，总数已逾两千。但是从发行量、读者面和影响的深广度看，前者远远超过后者。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当时风行全国，而且穿过岁月的风尘传了下来，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活人塘》、柳青《铜墙铁壁》、《创业史》、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杜鹏程《保卫延安》、赵树理《三里湾》、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红岩》、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知侠《铁道游击队》、欧阳山《三家巷》、冯德英《苦菜花》、高云览《小城春秋》、姚雪垠《李自成》、周而复《上海的早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战斗的青春》以及《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平原烈火》等一批抗战小说。
这些出自前17年的小说（文革十年基本上是空白）如果以现代主义尺度衡量，也许会使人感到缺乏艺术探险的精神，但它与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与鉴赏习惯比较吻合，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
①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生动性。《青春之歌》写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红旗谱》写农民由自发地反抗压迫到自觉地跟共产党闹革命，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奋斗历程，展现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小城春秋》写作者家乡厦门发生的一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劫狱；《林海雪原》写第四次国内战争初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在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与数十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残部周旋作战，历尽艰险，全歼敌人的故事，是一个神奇的英雄传说。这些作品都是讲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容易给读者造成寻根究底的阅读期待。所有作品也都十分注重情节的起伏转折和新奇，《林海雪原》中的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智擒小炉匠及雪地追踪、攀岩跳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爱与恨交织，敌我友混杂的复杂背景与纠葛，《苦菜花》中那一个个血与火组成的场面，尤其是老百姓在日寇屠刀下置生死于不顾，冒认共产党干部作亲人的情景，《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车夺枪，都足以使人过目不忘。
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17年的小说作家主要是师承《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小说，因此都注重故事情节，同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煞费苦心，有成就的作品都能注意以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布置场面，推动情节发展，形成完整的故事，因此故事情节的背后总是血肉丰满的人物。通过故事来塑造人物，使其成为足以传世的文学形象，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小说尚不能企及。《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作为为理想而奋斗、受难、献身的共产党人，《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作为大智大勇、所向无敌的革命战士，《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老孙头、亭面糊作为老一辈中国农民，《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农村一代新人，在当代读者的心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80年代的长篇小说侧重人物的情感心理纠葛，呈现静态或稳态，人物多是为命运所拨弄，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也缺少强有力的明确的目标。此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则往往处于时代的急风暴雨中，有着单纯而明了的奋斗目标，为理想而力克艰难险阻，因而较少内心冲突而较多外部动作，更具动态性与可视性，所以栩栩如生。
③语言的锤炼。由于古典小说诗文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作家的刻意追求，这一时期小说的语言有很高的成就。孙犁、赵树理、周立波等人都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孙犁的语言清澈澄明而有情致，讲究起伏顿挫，流畅而节奏明快，富于乐感与诗意，如《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读者在了解人物、熟悉故事之前总是首先为其语言的磁力所吸引。赵树理是立志创造新的农民文学的作家，青年时代受新文学影响极深，但他将《阿Q正传》读给父亲听时，这位老农民显出茫然的神色，于是赵树理感到新文学文坛太高，必须将它拆散铺成“文摊”，使最大多数老百姓能读得懂，喜闻乐见。他研究评书、鼓词、山东快书等民间文学，搜集和提炼农民的口头语，因此他的语言本色而机智，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和朴拙之美。时过境迁之后，赵树理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引起争议，而他的语言功力始终无人能够否认。周立波出身乡村读书人家庭，通外文，有不少译作，因此他的语言既有乡野的清纯灵秀，俚俗粗犷，又有欧美文学中细腻绚丽的风采，既有牧童织女的活泼俏皮，又有绅士式的幽默，对意境的营造，则是他的基本特色，比如：“天正下着雨，空际灰蒙蒙。远山被雨染得迷迷茫茫的，有些地方，露出了一些黛色。近山淋着雨，青松和楠竹显得更青苍。各个屋场升了灰白色的炊烟。在这细雨织成的珠光闪闪的巨大的帘子里，炊烟被风吹得一缕一缕的，又逐渐展开，像是散在空间的一幅一幅柔软的轻纱。”（《民兵》）在这水墨画式的描写中，一种对自然人生的挚爱之情，空灵轻盈，曼妙缥渺的阴柔之美浸润着文字，使整个作品更显得意蕴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