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作家有着庞大的阵容，赵本夫、李晓、叶兆言、方方、范小青及资深作家陆文夫、高晓声、谌容、张贤亮、王安忆，还有新起的现实主义作家李锐、周梅森等，而最具特色的还是几位以新写实鸣世的新进青年。
首推刘恒，中篇《伏羲伏羲》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年青美丽的女人落入了地狱般的婚姻牢笼，后来与侄子结合，又导向了另一幕悲剧。乱伦的结合满足了人的自然需求，却破坏了传统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作者正是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展示了人生一大悲哀。方方的中篇《风景》没有《伏羲伏羲》那样的传奇性与戏剧性，却把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写得惊心动魄。整个故事是由一个只存活了半个月的婴儿的亡魂说出的、一个十一口之家在一个狭小、肮脏、混乱却充满原始野性的蜗居中的生活。父亲打码头的豪气，母亲风骚的天性与讨打的欲望，二哥的痴心与殉情、五哥六哥的致富歪才与七哥于连式的奋斗历程，骨肉亲情，邻里朋友间的爱与恨、倾轧，折磨与救助、慰藉，写得透彻而气势浩荡。选择亡魂为叙述视点，更给这一切笼罩上迷离怪诞的气氛，造成复杂的结构性反讽效果。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只是吃喝拉撤衣食住行，作者将特定的人物置于诸般生之烦恼的基本过程和形态中，展示其种种徒劳的努力和尴尬，使但凡“生活过”的读者禁不住会心一笑。刘震云《一地鸡毛》的题材内容更其琐细。起首便拎出一块馊豆腐小题大作，进而将一系列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裹挟进去，最后读者发现自己也于不经意中被裹挟进去了。李晓的《机关轶事》则几乎是无事的喜剧，作者陈列了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但不加褒贬，根本就不动声色。叙述态度完全是随物赋形，而整体上却形成一种深刻的嘲讽。秩序中现出混乱，庄严中现出滑稽，是典型的结构反讽。
（5）朦胧诗与新生代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诗坛的主旋律是政治抒情诗，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形成交响。“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为代表的通俗政治抒情诗在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不胫而走，怀念伟人、歌颂十月胜利的作品传诵一时，雷抒雁《小草在歌唱》、艾青《光的赞歌》，以明晰流畅的艺术语言表达忧患意识，抒发政治情怀，使诗成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艺术，将中断10年的诗歌传统重新接了过来。
然而政治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并不能将艺术文化也一并复归于旧传统。
脚下是躁动不安的土地，头顶是无可遮蔽的天空，精神的芽在地层中窜动，一遇时机便会破土而出。
1980年10月《诗刊》以“青春诗会”为栏目，推出了以顾城、舒婷为首的一批新人新作。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文章相继发表，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破堤而出，由于这些诗不再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人所共知的理念，因而被统称为“朦胧诗”。
朦胧诗其实并不朦胧，因为它是一批年少而饱经世霜，心灵深处布满“冰川”擦痕却依然血气方刚、对生活执着的诗人的心声。
“朦胧诗”对现存价值系统和审美规范造成强烈震撼，呈现叛逆者的姿态，然而在它尚未得到主流社会充分认同时，又被新的反叛者所否定。1986年，《诗歌报》、《深圳青年报》以《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为题联合推出六十余家新人新作，以空前宏大的气势和决绝的态度向北岛一代发起挑战。他们认为朦胧诗已失去探索精神，成为新“传统”了，于是傲然宣布：“别了，舒婷北岛”。这股汹涌的新浪潮被称之为“崛起后诗群”，诗歌“新生代”。
新生代尚未及或未能出现与北岛比肩的新偶像，但其艺术追求和创作实绩已足证明他们卓然不群的前卫意识。
重建人的世界：北岛曾宣称“我是人”，但那是“被河水涂改”、“被雷电”烤灼的人，历史与社会的负荷过重，创痛过深。新生代则试图脱去人身上过于厚重的铠甲，还人一个自由之身。他们要以“自然人”的眼光去审视世界，驾驭社会，还会任意“撒娇”。文明社会的人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群被骗了的骡子”。
回归生命本体：诗不再是手段和工具，而是生命的具体体现，则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体现，甚至就是存在的理由和形式。生命体验、死亡体验成了诗的重要内涵，在这点上海子与骆一禾可谓极端的例子。他们更热衷于潜入生命的各个层面去探幽发微，穷尽生命存在与消失之谜，生命的组合与转化之谜，剥去一切外在的胶着物，直接切入生命本体。他们依然抒情，但已不停留于情感的社会文化层面，而是与情绪、感觉、直觉、情欲及种种生命本能融为一体，与北岛一代已大异其趣。
穿透文化迷雾：文化作为人类存在的精神氛围，并非只有正面意义，凝滞状态的文化是对生命的窒息。新生代更关注文化的负面意义，因此他们宣称要“捣乱、破坏以炸毁封闭式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宣言），中外古典文化，现代正统文化，甚至朦胧诗中的庄严的思考，高贵的忧伤均被淹没在一片嘻嘻哈哈、骂骂咧咧的调侃戏谑中。他们感到生命本身受着压抑，只需向生命开掘，而不必向远古寻根，如江河、杨炼；也不必向高天发问，如李汉荣。从人本身出发，才能造就适应人的新文化。
新的语言组合：强调生命的适性随意必然带来语言的自由放任，排斥书卷气，脂粉气和高密度的意象堆积，而只以明白如话，朴素而俏皮的口语出之；他们也抒情，但是局外人的口气，平淡、冷静，若无其事，将情感叙事化，对语言的音韵、平仄不加留意，而对语感、语调、语势、语态分外用心，力求气韵流畅。他们的语言清白如水，而诗的整体意蕴却又难以确指，表现出结构性朦胧。
新生代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与后现代文化有更多的精神联系，但他们的张扬个性往往演变为张扬个体，做出的远没有说出的多，希望寄托在他们真正沉静下来之后。
而海子与骆一禾是例外。海子的诗十分平易，比如《麦子熟了》：“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回家的路上/在水面上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还家了/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灯前/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半尺厚的黄土/麦子熟了。”用语极其平淡而意蕴极其醇厚。其想象之奇诡又令人赞叹：“雨夜偷牛的人/爬进了我的窗户/在我做梦的身子上/采摘葵花/我仍在沉睡/在我睡梦的身子上/开放了彩色的葵花/那双采摘的手/仍像葵花田中/美丽笨拙的鸭子/雨夜偷牛的人/于是非常高兴/自己变成了另外的彩色母牛/在我的身体中/兴高采烈地奔跑。”（《死亡之诗：采摘葵花》）“天空上的大鸟/从一棵樱桃/或马骷髅中/射下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