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他对姑娘说，“我说得多对啊，这位先生只是在这儿才感到不舒服，在别的地方没事。”姑娘也笑了，但是她用手指尖轻轻碰了碰那人的手臂，好像他这样跟K开玩笑有点过头了。“嗬，哎哟，”那人说，他还在笑，“我搀这位先生到门口去，当然愿意！”“那好，”姑娘说，她那漂亮的脑袋微微侧向一边。“别对他的傻笑介意，”她对K说，K又陷入无名哀伤中，看来并不期待得到解释，“这位先生——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吗？”（那位先生挥挥手，表示同意。）“好吧，这位先生是代表问讯处的。他解答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公众不大清楚我们的诉讼程序，经常提出大量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有一个答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向他提个问题试试。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地方，这就是他的衣服很时髦，这是我们——也就是说全体工作人员——决定的。由于问讯处的职员总要跟人们打交道，总是第一个看见他们，所以他的衣着必须时髦，以便给人们留下良好的初次印象。除了他以外，我们这些人都穿得很差，式样很陈旧，这点你可能一看见我就发现了，很遗憾，我不得不这么说；话再说回来，把钱花在穿着上没有多大意思，因为我们几乎不出办公室，甚至睡在办公室里。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却必须讲究穿戴。
可是管理处在这方面有些怪，居然不给他提供服装，于是我们只好募捐——有的当事人也捐了钱——我们给他买了这套衣服和其它服装。如果只是为了造成一个好印象，那他现在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然而他的狂笑却吓退了人们，弄糟了一切。”“确实如此，”那位先生冷嘲热讽地说，“不过我确实搞不明白，小姐，你为什么要向这位先生透露我们的内部秘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你为什么硬把这些秘密灌进他的耳朵中，因为他根本不想听。你看，他显然正忙于思考自己的事哩。”K不想反驳，姑娘的用意无疑是好的，她大概想让K散散心，或者给他提供一个振作起来的机会，仅此而已；但她走的路子不对。“怎么啦，我得向他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姑娘说，“它听起来让人觉得是受侮辱。”“我想，只要我愿意带他离开这儿，再厉害的侮辱他也能宽容。”K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向上看一眼，听凭他们两人议论他，好像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似的；说实在的，他倒真希望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突然他觉得那人的手挎起他的一只胳膊，姑娘的手则搀着他的另一只胳膊。“起来，你这个软骨头，”那人说。“谢谢你们两位，”K喜出望外地说，他慢慢站起身来，把这两个陌生人的手移到他觉得最需要搀扶的位置。“你可能会以为，”当他们走进过道时，姑娘在K耳边温柔地说，“我尽量想把问讯处的职员说得好些；不过，你可以相信我，关于他我只是如实禀告而已。他的心并不冷酷。他没有义务扶着病人离开这儿，可是他这样做了，这是你现在可以看见的。也许我们的心肠都不坏，我们乐意帮助所有人；然而因为我们是法院的职员，人们很容易根据表面现象断定我们的心肠很狠，不愿意帮助人。这真使我不安。”“你不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问讯处的职员问。
他们现在已来到了外面的大走廊中，面前正好坐着刚才曾经和K讲过话的那个人。K在那人面前几乎有些难为情，因为当时他在那人面前站得笔直，现在却有两个人扶着他，他的帽子由问讯处的职员拿着，他的头发蓬乱，披散在汗水淋淋的额头上。可是那人好像什么也没发现，他低三下四地在问讯处职员面前站起来（问讯处职员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心想解释自己为什么呆在这里。“我知道，”他说，“今天还不能就我的宣誓书作出决定。但是我还是来了，我想我也可以在这儿等待，今天是星期天嘛，我有的是时间，我在这儿不打扰任何人。”“你用不着为自己辩解，”问讯处职员回答道，“你的焦虑是对的；你在这里额外地占了地方，我承认；不过，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碍着我的事，所以我决不阻止你尽可能及时了解你的案子的进展情况。可耻地玩忽职责的人见得多了，人们也就学会忍受你这样的人了。你可以坐下。”“他多么善于和被告们讲话啊！”姑娘低声说。K点点头，但是他突然惊跳起来，因为问讯处职员问他：“你想在这儿坐一会儿吗？”“不，”K说，“我不想休息。”他尽可能用坚决的口气说了这句话，虽然他实际上很希望能坐一坐，他觉得像是晕船似的。他似乎在波浪翻滚的大海里行船，海水好像拍击着过道两边的墙壁，过道深处仿佛传来了波涛拍岸发出的哗哗声，过道本身好像在颠簸，在回转，在过道两旁等着的当事人似乎也在随着过道沉浮。因此，护送他的姑娘和问讯处职员的镇静简直令人难以理解。他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他们让他走，他就会像一截木头似地跌倒。他们用目光敏锐的小眼睛打量着四周，K知道他们正在正常地继续向前走，可他自己却没有走，现在几乎是被他们架着一步步往前挪。最后他发现他们在对他讲话，但是他听不清楚他们讲的是什么，他只听见挤在这儿的人发出的喧闹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人声中有一个声音很尖，持久不息，好像是鸣汽笛。“声音响一些，”他垂着头低声说，他觉得难为情，因为他知道，他们讲话的声音已经够响了，而他却仍然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
接着，他前面的墙好像裂成了两半，一股新鲜空气终于朝他涌了过来；他听见身边有一个声音说：“他开头想走，后来虽然你向他讲了一百次，告诉他们就在他前面，可是他却一动也不动。”K看见自己正站在大门口，门是姑娘刚才打开的。他的力气好像一下子就恢复了。他想先尝尝自由的乐趣，便伸出脚去，踏上一级楼梯，在那儿与搀他到这儿来的两个人告别，他们低着头听他讲话。“十分感谢，”他反复说了几次，接着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们握手，直到他看出，他们确实只习惯于呼吸办公室的空气，一接触到从楼梯口涌进来的比较新鲜一点的空气就不舒服时，才离开他们。他们简直连回答他的力气也没有了。如果K不匆匆把门关上的话，姑娘很可能会晕倒在地。K又站了一会儿，掏出口袋里的镜子，把头发理理好，捡起掉在下面那级楼梯上的帽子——可能是问讯处职员扔在那儿的——然后便迈着轻快的步子，大步朝楼下走去，连他自己也对这种反应感到有些害怕了。他那往常很结实的身体从来没有使他出过这种洋相。也许体内正酝酿着一次剧烈的变革，让他再经受一次考验吧！以前的那些考验他都轻而易举地经受住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一有机会便去找医生看看的念头，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决定今后要把每星期天上午的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在这点上，他还是可以给自己出主意的。
四、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朋友
在这以后的几天中，K发现很难和布尔斯特纳小姐搭上话；甚至讲一句话也不可能。他千方百计地想找她，但是她总设法避开。他离开办公室后，直接回家，坐在屋里的沙发上，熄了灯，开着门，专心致志地看着门厅。如果女仆从这儿走过，发现他的屋里似乎没人，便随手把门关上的话，稍待片刻他便站起身来，重新把门打开。他这几天都比平常早一个钟头起床，希望能在布尔斯特纳小姐上班前，和她单独呆一会儿。但是这些计策却没有一个奏效。于是，他就给她写信，往她办公室寄，也往她家里寄。他在信中试图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补救，保证以后决不越出她所规定的界线，请求她给他一次和她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不同她先商量就无法和格鲁巴赫太太谈妥任何事情。最后他告诉小姐说，下星期日他整天都在屋里等着，希望她能带来个信息，或者答应他的要求，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即使他已保证对她言听计从，她还是不愿见他。他的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倒是得到了一个意思足够明确的信息。早晨，K透过自己房门上的钥匙孔，发现门厅中有不同寻常的动向。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个法语教师好像搬进了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这是一位德国姑娘，名叫蒙塔格，病态，苍白，脚有点跛，到目前为止自己单住一间房。她在门厅里来回走了几个钟头。看来她老是丢三拉四，不是忘了几件内衣，便是忘了一块布，或是忘了一本书，必须专门再跑一次，放进新房间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