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把大衣脱掉一会儿吗？”尽管K不想在这儿久呆，但这个建议同样受到了他的欢迎，因为他已经开始感到屋里空气闷热了；他有几次惊奇地看见，屋角里有一个小铁炉，虽然似乎没有点火，屋子里却热得令人难以忍受。他脱掉大衣，解开上衣扣子。画家抱歉地说：“我需要暖和点。这儿顶暖和，对不对？我在这里感到很舒服。”K听了这话，一声不吭；使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热，而是那种沉默壅塞、令人窒息的气氛；屋里准是好久没有流进新鲜空气了。当画家请他坐到床上去的时候，他感到更不好受了；画家坐在画架边的一把椅子上，屋里只有这么一把椅子。蒂托雷里看来也不理解K为什么只是坐在床沿上，他请K坐得舒服点，并把满心不情愿的K推到毯子、床单和枕头中间。然后他重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向K提出第一个严肃的问题，使K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你是清白无辜的吗？”他问道。“是的，”K说。他回答了这个问题，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因为他只和画家一个人在谈话，用不着顾忌后果。任何其他人也没有这么坦率地问过他。为了使自己更加愉快，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我明白了，”画家说，他低着头，好像在思索。
突然，他扬起头说：“如果你清白无辜，那事情就很简单。”K的眼睛暗淡了：这个自称受到法院信任的人讲起话来竟像一个无知的孩子。“我清白无辜，并不能使事情变得简单些，”K说；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摇着头，“法院里有数不清的阴谋诡计，我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他们到后来会无中生有，给你编造出一大堆罪状来。”“对，对，当然，”画家说，好像K根本没有必要打断他的思路，“不过，你反正是清白无辜的，是不是？”“当然，这用不着问。”K说。“这是最主要的，”画家说。他没有被K所说服，虽然他讲得斩钉截铁，但K仍然不明白，他说这话到底是出于真的相信还是权作敷衍。K为了弄清这一点，于是便说道：“你对法院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这是肯定的；我只是从三教九流儿听说一点关于法院的情况，别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他们倒是一致认为，起诉不是轻率作出的，法院一旦对某人起诉，就认定被告有罪，要使法院改变这种信念简直难上加难。”“难上加难？”画家说，他的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法院永远不会改变这种信念。如果我把所有法官都画在一幅画布上，你站在这张画布前就本案进行申诉，成功的希望也会比在真的法院里要大一些。”“我知道，”K自言自语道，他忘了他只是想让画家吐露情况。
门外又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蒂托雷里，他一会儿就走吗？”“别闹，乖点！”画家转过头来嚷道，“你们不知道我正跟这位先生讲话吗？”可是姑娘并不罢休，又问道：“你要给他画像吗？”画家没有回答，她继续说下去：“请你别给他画像，他太难看了。”其他姑娘唧唧喳喳一阵，表示赞同。画家一步蹦到门口，开了一条缝——K看见了姑娘们伸出的一双双交叉紧握着的、苦苦哀求的手——，对他们说：“你们再不住口，我就把你们全推到楼下去。乖乖地坐在楼梯上。安静点。”她们看来没有立即服从，因为画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楼梯上！”接着便是一片寂静。
“请原谅，”画家重新回到K的身边，对K说。K没有心思朝门口看，他让画家自己决定，有没有必要，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保护他。画家朝他俯下身来，在他耳旁低声说话，即使在这时，K也几乎一动也不动。画家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样门外的姑娘们就听不见了：“这些姑娘们也是属于法院的。”“什么？”K嚷道，他转过头，注视着画家。可是蒂托雷里又坐到椅子上，半开玩笑半解释地说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属于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这一点，”K简短地说了一句；画家的这句总的声明使刚才说的“姑娘们属于法院”那句话不再令人不安了。不过K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门外的女孩子们现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楼梯上；一个姑娘从门缝里塞进一根麦秆来，慢慢地上下移动。
“看来你对于法院的全貌还不了解，”画家说；他朝前伸开两条腿，用脚跟敲着地板。“不过，既然你清白无辜，那就没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个人就能让你解脱。”“你怎么能办到这点呢？”K问，“因为几分钟前你还对我说过，法院根本不理会证词。”“法院只是不理会当面陈述的证词，”画家说，他跷起一个指头，对K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区别表示吃惊。“但如果在幕后活动，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幕后指的是在审议室和休息室里，或者，举个具体例子来说吧，就在这间画室里。”K完全相信画家现在讲的话，因为这和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基本一致。在高级法官那儿，这样做确实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师说的那样，法官很容易受私人关系的影响，那么画家和这些虚荣心很重的官员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估。K已在自己周围物色了一批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画家和法官的关系将使他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K的组织能力一度是银行的骄傲；现在，这些人完全由他负责物色，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证实自己的组织能力的机会。蒂托雷里观察着他的话会在K身上产生什么效果，然后略带不安地说：“你也许很奇怪，为什么我讲起话来像个法学家？我一贯和法院里的先生们合作，所以变成了这样。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许多作为一个艺术家应有的热忱。”“你当初是怎么和法官们拉上关系的呢？”K问；他想先取得画家的信任，然后再把画家列人那个可以帮助他的人的名单中。“这很简单，”画家说，“我继承了这种关系，我父亲是法院的前任画家。这是一个世袭的职位，不能录用新人。给各种不同级别的官员画画，需要掌握许多复杂、全面、不能外传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让几户人家知道。
比如说，那边那个抽屉里保存着我父亲画的所有画，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只有研究过这些画的人，才有能力为法官们画像。不过，即使我把这些画丢了也没关系，我脑子里记住的规则已经多得足以保证我的位子不会被新来的人抢去。因为每个法官都坚持要把自己画得与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样，除了我以外，谁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的职位实在令人羡慕，”K说；他想到了自己在银行里的职位，“这么说来，你的位置是别人抢不走的啰？”“对，别人抢不走，”画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敢经常帮助一些可怜虫打官司。”“你用什么方式进行帮助呢？”K问，好像自己不属于画家说的那些可怜虫的范畴。但是蒂托雷里不让K把自己的思路岔开，而是接着往下说：“例如，在你这个案子里，你是完全无辜的，我将抓住这点不放。”画家再次提到K的无辜，K已经觉得不耐烦了。有时K感到，画家是在审判结果肯定良好的假设前提下，愿意提供帮助的；但这么一来，他的帮助便毫无意义了。然而，尽管K心里有这样的疑问，嘴里却没说出来，而是听任画家不停地讲下去。他不准备拒绝蒂托雷里的帮助，在这一点上他已经打定主意；画家和律师一样，站在他一边，这是不会有疑问的。其实他更愿意接受画家的帮助，因为画家的提议更诚恳、更坦率。
蒂托雷里把椅子拉到床边，压低嗓门，继续说道：“我忘了先问一句，你想得到哪种形式的无罪开释处理。有三种可能性，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当然，彻底宣判无罪是最好的方式，不过我对这种判决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能促使他们作出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被告的清白无辜。既然你是无辜的，你当然可以把自己的无辜作为在本案中为自己辩护的根据。不过，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不需要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帮助了。”这种清醒的分析开始时曾使K吃了一惊，但他却用同样轻的声音向画家回答：“我觉得你自相矛盾。”“怎么自相矛盾？”画家耐心地反问道，他微笑着把身体向后仰去。画家的微笑使K怀疑，他即将摆出的也许不是画家讲话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诉讼程序本身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