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吧，来吧，”他说；K听凭他领着自己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似乎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他们大概以此为界，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K朝左右两边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脸朝着他，大家都是背朝着他，只跟自己的那一派人说话和打手势——这个事实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大多数人身穿青上衣、外面披一件星期天常穿的宽宽大大的旧式长外套。他们的服装是惟一使K感到困惑不解的东西，否则他准会认为这是一次地方性的政治集会。
K被那小伙子带到了会议厅的另一端，那儿有个低矮的、上面挤着不少人的讲台，台上斜放着一张小桌；桌子后面有个矮胖子，坐在讲台的边缘上；他喘着气，兴致勃勃地和另一个人在讲话，那人懒洋洋地躺在他后面的一把椅子上，跷着腿，胳膊肘支撑在椅背上。矮胖子不时在空中挥动手臂，好像在模仿某人的滑稽相。陪K来的小伙子发现很难向人们通报K的到来，他两次踮起足尖，打算讲话，但是讲台上的那个矮胖子没有注意到他。直到讲台上另一个人发现了这个小伙子后，矮胖子才朝他转过脸来，并俯下身子听他结结巴巴地说话。矮胖子接着掏出怀表，瞥了K一眼。“一小时零五分钟以前你就该到达这儿，”他说。K正要回答，但来不及了，因为那人刚刚说完，会议厅的右半部分便响起一片不满的喧哗声。“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前你就该到达这儿，”那人抬高声音重复了一遍，同时匆匆扫了整个会议厅一眼。喧嚷声立即变得更响了，过了好久一阵子才平息下来，这时那人已经住嘴了。大厅里比K刚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只是楼座上的人还在发表评论。那儿光线暗淡、尘土飞扬、烟雾腾腾，但人们还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衣着似乎比下面的人寒酸。有几个人带着靠垫，垫在他们的脑袋和天花板之间，以免把头碰伤。
K决定不讲话，只是观察；因此他也不为自己的所谓迟到辩护，仅仅说道：“不管我迟到不迟到，反正我现在来了。”话音未落，掌声即起，仍旧是大厅右侧传来的。“这些人很容易争取过来，”K想道；但他为大厅的左半部分保持缄默感到不安，这一半人就在他身后，他们中间只发出一两下孤零零的拍手声。他思忖着应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全大厅的人都争取过来，如果不能争取全部，那至少也得把大部分人暂时争取过来。
“不错，”那人说，“不过现在我没有再听你讲下去的义务。”人声重新鼎沸起来，这次谁也不会再搞错其含义了。那人摆摆手，请大家安静。他接着说：“不过我可以把这次算作例外情况，下次可不能再迟到了。现在请你到前面来。”一个人跳下讲台，给K腾出地方。K走上去，靠着桌子站着。后面的人很多，他不能不使劲撑牢，才避免人群把预审法官的桌子、也许还有预审法官本人推下讲台去。
然而，预审法官看样子并不为此操心；他悠闲自在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对身后的人说完最后几句话后，便拿起一个小笔记本来——桌上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个笔记本像是学校里用的旧式练习本，翻的次数过多，角全卷着。“好吧，这么说，”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对K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使右面那部分人开心得捧腹大笑，K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人们用双手撑在膝盖上，笑得前仰后合，浑身颤动，好像一阵咳嗽。甚至楼座里也有几个人在哈哈大笑。预审法官顿时勃然大怒，他看来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可以控制大厅里的人了，便向楼座上的人发泄自己的怒气；他蹦起来，瞪着他们，紧皱起眼睛上方那两道平常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又粗又黑的眉毛。
但是，大厅的左半部分仍旧像刚才那样平静，人们面对讲台，站得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听着讲台上的讲话和从大厅的其它部分发出的嘈杂声；他们甚至允许自己这一派的某些成员主动和对方攀谈。左边的这些人不像其它部分的人那么多，他们其实可能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他们的镇静和耐性却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K开始讲话了，他深信自己实际上是代表他们的观点的。
“你向我提了个问题，预审法官先生，问我是不是油漆装饰匠——噢，或许这不是问题，你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你的这个问题典型地反映出强加在我身上的这次审判的全部特点。你也许会反驳说，这根本不是一次审判；你说得完全对，因为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判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次审判。不过，我现在承认它是一次审判，因为我想得到同情。如果人们愿意关心它，就只能抱着同情心来关心它。我并不是说，你的审讯是卑鄙的，但是我很愿意把这个形容词送给你，供你一个人去思考。”K在这儿停住，低头看着整个大厅。他的话很尖刻，尖刻得超过自己的预想，不过他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话应该激起某种掌声，但掌声却还没有响起来，听众显然正聚精会神地等着他说下去；沉默也许孕育着爆发，这一切将在爆发中结束。这时，大厅那端的门蓦地打开了，刚才那个年轻的洗衣妇走了进来，看来她已经洗完衣服了。K很恼火：尽管她进来时小心翼翼，但还是分散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不过，预审法官倒使K觉得开心，因为他听了K的话后，似乎心情十分沮丧。在此之前法官一直站着，因为当他站起来去斥责楼座上的人时，K的讲话使他惊讶得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利用这个间歇时间重新坐下，他的动作徐缓，好像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他重新翻开笔记本。
“这不会对你有多大用处的，”K接着说，“你的笔记本本身，预审法官先生，会证实我说的话。”他为自己能在这么一个奇特的集会上用冷静的语调讲话而感到勇气倍增，便从预审法官那儿一把夺过笔记本高高举起。他用手指尖捏着中间的一页，好像怕弄脏手似的；斑渍点点、绘着黄边、写得密密麻麻的本蕊朝两边打开，纸页倒垂着。“这就是预审法官的记录，”他一面说，一面让笔记本重新掉落到桌子上。“你可以继续翻阅，随你的便，预审法官先生，我一点也不怕你的这个账本，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保密的。我不会去动它，不愿把它拿在手中，最多只会用手指尖拈着它。”这番话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或者至少应该如此理解。预审法官把桌子上的笔记本拿起来，尽量使它恢复原状，并重新开始翻阅。
站在第一排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K;K一言不发地站在台上，眼睛向下，也瞧了他们一会儿。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没有一个例外，有的甚至胡子都白了。他们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跟自己走吗？他们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他们能从在他讲话以前就陷入的那种无动于衷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吗？尽管他已经当众侮辱了预审法官，他们却依然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