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风气，不限于政府，就是商店、学校和神社寺院之中，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今举一例来说：商店里面，店主是最熟悉店务的，掌握总账的惟有店主一人。店中虽有各级店员担任各种职务，但各级店员并不明了买卖的全部情况，完全听任店主一人布置：工资任其安排，工作听其分配，买卖的盈亏从总账上也看不出，惟有早晚窥视店主的脸色，才能略知一二。店主面现笑容，即可推知买卖得手，店主愁眉深锁，即可断定生意亏损，此外便没有什么要担心的事情。其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想在自己管理的账目上，用笔玩弄不可告人的勾当。那怕店主象猫头鹰似地监视着，也不能如所想象地那样周到。他一心以为店员是循规蹈矩的人，直到发现了亏空，或者店员突然死去，查出篡改了账目，有了大漏洞，这才叹息其不可靠。其实并不是人不可靠，而是专制思想之不可靠。店主和店员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其他的陌生人，而店主在盈余分配上并未给店员以适当许诺，待他如对待小孩一样，实在不能不说是店主的失算了。
如上所述，由于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得了这种病的人就叫做伪君子。比如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表面上都装成忠臣的模样，看他的外表，好象是在恪遵君臣上下的名分，其行为举止也象是奉公守法一丝不苟。主君死后，就去守灵；主君生子时，就穿着一身礼服去拜贺。他如新年的祝贺，家庙的参拜，也从无人缺席。他们的口头禅是“贫者士之常，尽忠报国”、“食其禄者死其事”，振振有辞，仿佛马上就准备为君效死，因此一般人很容易受到他们的欺骗。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就是上面所述的伪君子。在诸侯的家臣之中，如果真有忠于职守的人存在，他们的家里就不会积累财富，因为家禄和薪金都有一定的数目，除此之外便没有取得分文银钱的道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在收支相抵后颇有富余，岂非怪事？并且不论是宦途所得也罢，贿赂也罢，总不外乎是抢夺主人的东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监工人员向工匠要求分成，理财人员向往来的商人索取礼物，这些事情，在三百诸侯①的家里习以为常，已成惯例。声言决心为主人效死的忠臣义士，竟在经办采购事务时抽头自肥，成何事体？这可以叫做镀金的伪君子。如有少数正直人员没有受贿的坏名声，就算得是史无前例的名臣，在一藩之中博得好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不偷钱的人。人无盗心，并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只是在伪君子集团之中有了和普通人一样的人夹杂其间便觉得特别引人注目而已。伪君子之所以多，是由于古人妄想把世上的人都看成是好人，容易驾御，其弊害发展为专制压迫，终致饲犬咬了自己的手。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专制压迫，岂不可怕？
①德川时代有诸侯二百，号称三百。——译者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列举人民不忠实的恶例，实在漫无边际，何况并非人尽如此；而且日本素称仁义之邦，自古以来义士之为主捐躯者甚多。但是我认为：诚然古来不是没有仁义之士，惟其数极少，不值得拿出来说。
在元禄年间①，义气的发扬可以说是盛极一时的。在封禄七万石的赤穗藩里有过义士四十七人。封禄七万石的领域大约有七万人口，如果在七万人口之中仅有义士四十七人，那么在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四千七百人。加之人们常说，物换星移人情逐渐浇薄，义气也就日益衰退，想必是不错的。若是从元禄年间到今天，人的义气减少了三成，剩下七成，那么七百万人之中就只有义士三千二百九十人。假定现在日本的人口为三千万，则义士仅有一万四千一百人。以如此有限的人数来保卫日本国家，岂足胜任？就是三岁的孩子也可以算得出来。
①元禄是日本东山天皇的年号，当公元1688—1703年。——译者
根据以上的议论，可知名分之论已经完全破产，但为慎重起见，还要再加补充说明一下。所谓名分，乃是指虚饰的名义而言。既为虚名，则上下尊卑都成了无用的东西。若把虚饰的名义和实际的职分互易其位，那么只要恪守职分，名分也不碍事了。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看作是一国的账房，有支配人民的职分。把人民看成是一国的财东，有供给国用的职分。文官的职分是议定政治法制，武官的职分是服从命令，效命疆场。此外学者和商人也都有其一定的职分。可是一知半解平步青云的人，听了名分无用的说法，很快地就连自己的职分也忘掉了。他们在民间破坏政府的法纪，用政府的命令干涉民营产业。军队干预政治，擅自兴兵，文官处于武官威力之下，只好任其摆布。果真如此，则国将大乱。不彻底了解自由自主的真实意义，违法乱纪的骚乱必因之而起。总之名分和职分，文字相似而其旨趣完全不同，学者切勿误解。
十二篇
论提倡演说
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我国自古没有听说有过这种方法，只有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在西洋各国，演说极为盛行，上自政府的议院、学者的集会、商人的公司、市民的集聚，下至冠婚丧祭、开店开业等琐细的事情，只要有十个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明集会的主旨，或发表个人生平的见解，或叙述当时的感想，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实已无待赘言。例如现在世界上有所谓议院之说，议院开会时，如不先有讲演的方法，则虽有议院，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用演说的方式说明事物，其重要与否姑不置论，现在且只指出一点，即口头叙事会让人自然产生兴趣的。比如用文章叙述出来不大使人感兴趣的事情，一旦改用语言说出，则不但容易了解，而且感人至深，古今有名的诗歌都属于此类。若把这些着名诗歌译成普通文章，便觉索然无味。但如按照诗歌的方法，具备诗歌的体裁，便觉兴趣盎然，使人心受到感动。因此把一个人的意见传达给众人，其快慢程度与传达的方式方法大有关系。
为学不限于读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实已无待赘言。学问的要诀，在于活用，不能活用的学问，便等于无学。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朱子学派的书生，在江户①钻研多年，把朱子学派各大家的学说抄写成本，昼夜不息，几年之间抄了几百卷，自以为学业成就，可以返回故乡。他自己走东海道，把抄写的书放在箱里，托绕道航行的船装运，不幸船在远州洋面出事。由于遭此灾难，书生自身虽然返回家乡，可是学问则尽沉海底。这时候他的身心已经一无所有，恢复所谓“空无一物”的原状，其愚昧正与以前无异。现在的洋学家，也不是没有这种毛病，试到现在都市的学校里去看一看他们那种读书和讨论问题的情况，似乎也不能不称他们是学者。但如一旦收回他们的原书，让他们到乡村里去，恐怕他们在遇到亲戚朋友的时候，就会说出“我的学问存放在东京了”这种奇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