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把人放在一边。脑量在进化史上的逐步增加，可能意味着生物学优势更大的进步：较大的脑意味着较聪明的生物。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这一定是真实的，但是采用一种进化的观点来考查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为有效。
我们可以认为哺乳动物稍为聪明，而且优于爬行动物，稍能较好地利用它们需要的资源。但是生物学家终于认识到，这不是真的。如果哺乳动物在利用世界上各种生态灶方面确实具有优势，那么这应当反映在其种属的多样性上，可以期望它们在利用生态灶的方式上会更加多样化。然而，在哺乳动物晚近历史的任何一段中存在的哺乳动物的属的数目，大约与恐龙的属的数目一样多，恐龙是时代较早的非常成功的爬行动物。况且，哺乳动物能够利用的生态灶位的数目相似于恐龙的生态灶位的数目。那么，有一个较大的脑子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促使进化的动力之一是种间的不断竞争，在此过程中一个种通过进化创新而得到暂时的效益，只是由于反创新而被别的物种超过，等等。结果显然是一些较好的生存方式得到了发展，例如跑得较快，视觉较敏锐，能较有效地抵挡进攻，较为聪明，所有这些尽管不能保证具有永久的效益。用军事术语来说，这个过程被称为军备竞赛：双方的武器可以变得数量更多或更加有效，但是最终对双方并不一定都有益。学者们已把”军备竞赛“这个术语引入到生物学中来描述进化中的同样的现象，较大脑子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军备竞赛的结果。
然而，与较小的脑相比，较大的脑一定发生着某种不同的事情。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事情呢？杰里森认为，我们应该把脑子看作是一个物种创造的对现实的翻版。我们作为个体所感觉的世界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所控制。同样，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被我们所具有的传递感觉的渠道的性质所控制的。任何一只狗的主人都知道，存在着一个一只狗而不是人参与其中的嗅觉经验的世界。蝴蝶能看到紫外线，我们不能。因此，我们头脑内部的世界——不管我们是一个智人、一只狗或一只蝴蝶——是由外部世界进入内部世界的信息流的性质以及内部世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形成的。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和头脑感觉的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随着脑子在进化过程中的增大，它能够更完全地驾驭更多的感觉信息的渠道，也能更透彻地综合输入的信息。因此精神模式使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外在世界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尽管如我已经说过的，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信息上的差距。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内省意识而骄傲，但是我们能认识到的只是脑子所装备的用来跟踪世界的东西。虽然许多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沟通工具，杰里森主张它也是一种进一步磨利我们精神的手段。正如视觉、嗅觉和听觉的感觉渠道对于某些动物群体构筑它们特殊的精神世界是特别重要的，语言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在哲学和心理学中，有大量有关究竟是思想依赖于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思想问题的文献。毫无疑问，许多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语言或者甚至没有意识的参与下发生的。任何体育活动，例如打网球，许多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于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没有确切连贯的评述。当一个人正在想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另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某些心理学家来说，口语只是对根本认识的事后的想法。但是，语言确实以一种不出声的心智所不能的方式把思想加工成形，因此杰里森的论点是对的。
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人科成员的脑在其进化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小增加了2倍。然而，这不是唯一的变化，脑的整个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猿脑和人脑结构的基本类型是一样的：两者都分成左、右半球，每一半球都有4个不同的叶：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在猿脑中，枕叶（在脑的后部）大于额叶；人的类型正好相反：额叶大而枕叶小。人脑和猿脑结构的这种差别可能成为人的心智产生的基础。如果我们知道结构的这种变化发生在人类史前时期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人类心智出现的线索。
幸运的是，脑的外表面在头骨的内面留下了它的轮廓。为石化的头骨内面做一个乳胶模型，可能得到一个远古时代的脑子的图象。正如迪安？福尔克在研究南非和东非一系列头骨后所发现的，从这种考察中所引出来的故事是富有戏剧性的。她说：”南方古猿类脑的结构基本上是似猿的“,她指的是额叶和枕叶的相对大小。”似人的结构存在于人属的最早的种中。“我们已经知道，当人属最早的种进化时，人科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例如身材和发育生长的类型——这是一些我把它们视为标志了向新的狩猎和采集适应生境转变的变化。这种结构上的改变与脑大小的变化是一致的，并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然而，这时人的心智能力到达什么程度还不那么容易确定。在我们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之前，需要知道与我们最接近的猿的心智能力。
灵长类是典型的社会化生物。观察一个猴群，只需几个小时就足以了解社会性的相互作用对于猴群成员的重要性。己建立的结盟关系经常受到考验并维持下去；探索新的结盟关系；朋友将得到帮助，对手将受到挑战；而为了得到交配的机会始终保持警惕。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Seyfarth）花了几年时间观察和记录肯尼亚安布塞利国家公园的几群黑手长尾猴的生活。对于偶尔观察猴子的人来说，突然发生一阵常常是侵略性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社会的混乱。然而，切尼和赛法思知道群中的每一个个体，知道谁和谁有亲戚关系，知道结盟和对手关系的构成，就能了解这表面上的混乱的意义。他们描写了一次典型的冲突：”一只名叫牛顿的雌猴在争吃果子时可能向另一只名叫泰乔的猴子猛冲过去。当泰乔走开时，牛顿的姐妹克劳斯跑过来帮助追逐。同时，牛顿的另一个姐妹斯克拉布跑到正在18米外吃东西的泰乔的姐妹霍尔布恩那里，并打它的头。“开始是两个个体之间冲突，很快扩大到包括朋友和亲戚，并且可能是受到新近一轮相似争斗的影响。切尼和赛法思解释道：猴子不仅要预测互相的行为，而且它们必须估量相互之间的关系，”一只面临所有这种非随机的骚动的猴子，不能满足于简单地知道谁是它的统治者或者谁是它的下属；它也必须知道谁与谁结盟以及谁可能帮助对手。“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尼科拉斯？汉弗莱（NicholasHumphrey）认为，心智上监控群体结盟关系的迫切需要是灵长类学中一个反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