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仅仅男女的关系还是不够；这种关系必须以婴儿的产生为结果，否则便是不完全的关系。文化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剥夺男女产生婴儿的权利。我知道这在目前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知道今日有许多男女不结婚，也有许多男女结婚以后为了某种原因不愿生男育女。据我看来，不管原因是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没有把子嗣遗留给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恶。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身体上的关系，那么，那个身体是退化的，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生活程度太高，那么，生活程度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为了婚姻的标准太高，那么，婚姻标准太高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一种个人主义的荒谬哲学，那么，那种个人主义的哲学是错误的；如果不能生育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那么，那个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是错误的。也许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我们在生物学方面更有进步，更了解我们自己做生物的地位时，男女会看见这个真理。我相信二十世纪会变成生物学的世纪，象十九世纪变成比较自然科学的世纪那样。当人类更会了解自己，知道反抗天赋给他的本能是徒劳无功时，他一定更会赏识这种简单的智慧。当我们听见瑞士的心理学家琼格（Ｊｕｎｇ）劝那些来求医的有钱的女人回乡去生子，养鸡，种红萝卜时，我们已经看见这种逐渐生长的生物学智慧和医学智慧的征兆了，那些有钱的女病人的问题是在她们缺乏生物学上的机能，或她们生物学上的机能太低级，太无用了。
自从有史以来，男人还不曾学会怎样和女人共同生活。虽然如此，男人却是和女人过着共同生活的，这真是怪事。如果一个男人知道人类要出世都需要一个母亲，那么他便不能对女人说坏话。他由出世到死亡始终是给女人围绕着的，母亲、妻、女儿等等，如果他不结婚，他还得象华兹华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ｔｈ）那样，靠着他们的姊妹过活，或者像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那样，靠着他的女管家过活。如果他不能和他的母亲或姊妹维持一种正常的关系，那么，无论什么优越的哲学都不能拯救他的灵魂；如果他甚至和他的女管家也不能维持正常的关系，愿上帝怜悯他吧！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和女人维持正常的关系，如果过着一种邪曲的道德生活，象王尔德（ＯｓｃａｒＷｉｌｄｅ）那样，而依然在喊道：“男人不能和女人共同生活，也不能离女人而生活！”他的心中是有着某种悲哀的。所以，由一个印度故事的作者那时到二十世纪初叶王尔德的时候，人类的智慧似乎不曾有过一时的进步，因为那个写出创造天地的印度故事的作者，在四千年前所表现的思想，和王尔德的见解颇为相同。据这个创造天地的故事说：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撷取花卉的美丽，禽鸟的歌声，虹霓的色彩，微风的轻吻，波浪的大笑，羔羊的温柔，狐狸的狡猾，白云的任性和骤雨的多变，而把它们造成一个女人，给男人做妻子。印度故事中的亚当是快活的，他和他的妻子在美丽的大地上漫游着。过了几天，亚当跑来对上帝说：“把这女人领开去吧，因为我不能和她共同生活。”上帝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领开去了。于是亚当觉得孤独，依然不快活；过了几天，他又跑来对上帝说：“把我的女人还给我吧，因为我没有她不能生活。”上帝又答应他的请求，把夏娃还给他。再过了几天，亚当跑来请求上帝说：“请你把你所造的这个夏娃领回去吧，因为我绝对不能和她共同生活。”智慧无限的上帝又答应了。后来亚当第四次跑来找上帝，诉苦说：他没有他的女伴是不能生活的。在这个时候，上帝要他立下诺言，说他不要再改变主张，说他要和她同尝甘苦，尽他们的能力所及，在这世上过着共同的生活。我想甚至在今日，这幅图画根本还没有什么改变。
中国姑娘怎样爱美－－致一位法国作家的公开信
尊敬的Ｍ。德克布拉：
世事多变。我上次在福州路的裕丰泰酒楼与你晤面，我们当时不仅吃螃蟹肉，饮绍兴酒，还有上海的几位窈窕淑女陪坐。想到你们的“夜间快车之女”，我建议你写一篇“螃蟹与淑女”的随笔，但你不以螃蟹为意，专在倾听淑女的谈话。酒美蟹佳（你却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淑女俏丽娇媚。那天晚上的情趣至今使我回味无穷。我在席间不禁想到，你有幸看到的中国现代女郎正值青春韶华，这样的运气可能会改变你对中国女人的整体看法。我不知道，你的热情会使你忘乎所有，你对中国女人的过誉之辞会置你于尴尬境地。现在我们北平有些女大学生在向你抗议，说你夸赞她们漂亮等于唐突了她们。也许你自己弄不清楚惹祸的原因，我愿为你分析中国女大学生的心理，帮你排忧解难。
现在，我遇见所有属于一流艺术家的欧洲游客都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姑娘美丽娴雅，她们的衣饰也有着欧洲女士身上找不到的诱人魔力。但就我所知，你是开诚布公敢于宣称中国姑娘漂亮的第一人。据说你的品味很差，你喜欢中国的菜肴，还喜欢中国的姑娘，更有甚者，兴许你有一天会放弃你坚定的独身主义而娶一个中国女子。像你这篇石破天惊的言论，见诸中国报刊还是头一遭。我从未听到侨居上海的欧洲人赞美过中国菜肴、中国服装、中国建筑或中国女人，就算我个人听到过，但整个“中华民国”仍然不知道自己有如许值得赞美的事物。有些英国人私下羞怯地承认他们真的喜欢中国菜肴，但体面的英国人绝不会在上海的夜总会里声言他喜欢中国菜肴、中国女人或中国民众，否则他会被讥为“怪种”而即刻面子丢尽……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人当着洋人的面不敢按自己的方式啖饭吃菜，不敢穿自己的长袍，不敢讲自己的语言，不敢拥有中国风格的园林。现在你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说中国姑娘很漂亮，当然没人相信你，中国姑娘自己更不会相信你。女大学生们不愿信任你了。在北平发起抗议你的潘小姐当然说你是在挖苦人。当然你是开玩笑－－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你是在嘲笑她们。一位女作家在《大晚报》上问：你为什么要嘲笑中国女人而不嘲笑巴黎女人？潘小姐质问你为什么不谈文学仅谈女人（这是大学生提出的有代表性的问题）。给《中国时报》撰稿的一名男耶提的问题更是一针见血：你为什么不侮辱其他国家的女人，而偏偏侮辱中国姑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女人难道不也应当反思吗？《大晚报》上登的一位女读者的回声词意诚恳，发人深省：虽然我们不高兴受人侮辱，可我们也应引咎自责……啊，姐妹们，我们必须猛醒……所有这些就因为你说过（据《申报》消息），你理想的女人是快乐的东方美女！
不，我们吓怕了，我们受辱丧气，我们再也不能相信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人了。看到外国游客虔诚地呆立于天坛之前，我们感到天坛应当俯首自惭。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天坛不是钢筋混凝土建的，楼高也才三层。听到洋人说天坛漂亮，如果天坛是潘小姐，即使不指控洋人是在蓄意侮辱，也要不满地对他说：“你没半句正经话。”天坛像个女奴，尽管一生备受虐待，但突然发现有人拍她的背，她就会惊怒地叫喊：“你怎敢无礼！”但是，德克布拉先生，你偏敢这样做。现在除了你老是赞不绝口地说“中国姑娘美极了”，再没有别的法子使她们相信你。倘若以后有个欧洲小说家跑来赞同你的观点，他的烦恼也许会比你的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