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古代意义的“文治和教化”来看“文化”
，还是从现代意义上看广义、狭义或泛指、特指的“文化”
，毫无疑问，人生活在社会中，都受文北的影响，人们幸福的实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条件。广义的“文化”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们，首先接受了物质财富的恩泽，同时也承受了精神财富惠予。富兰克林坚信一条原则，即每个人都在享有别人的发明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因此，他认为他自己应该乐于用①许良英等译：《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３７页。
②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３页。
第四编幸福的实现５８５自己的发明为别人造福，而且应该慷慨大方地做到这一点。
人们正是在享用这种文化的基础上，才具备获得幸福的物质、工具手段。对于精神财富，人们由于接受的程度不同，用于实现幸福的本领就有差异。只有大量接受前人的精神财富，才能具备足够的才智，创造伟大的业绩，同时也获取最大的幸福。英国着名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牛顿说：“如果我所见的比笛卡尔远一点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肩上的缘故。”
①人类正是由于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社会才逐渐文明、发达，人们实现幸福的程度才愈来愈高。这说明，广义的文化是人们创造幸福的条件。从狭义的文化来看，它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很显然，意识形态的不同会直接导致幸福观的不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只能培养资产阶级的幸福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则孕育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号召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人们不能只寻求个人的幸福，必须在实现社会整体幸福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的幸福。
显然，幸福也以狭义上的文化为条件。葛德文认为，知识以两种方式增进我们的幸福：第一，它给我们开辟了亨乐的新的源泉；其次，它给我们提供选择一切其它乐趣的线索。
华盛顿则说，在每一个国家，知识都是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
古希腊的哲人们早就洞悉了知识与幸福的内在关联。他们认为，知识会使人变得有智慧，而智慧是人的一种幸福所①参见梁宗巨：《世界数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７６页。
在。苏格拉底称，那些有智慧的人是凭借知识而成为有智慧的人，从而获得一种内在的幸福。柏拉图把人的快乐分为爱财、爱荣誉、爱智慧三个级别，他认为爱智慧是最高级、最愉快的体验，是“绝对的经验”。
在古希腊传统的道德生活中，智慧是一种包含着幸福意义的美德，人们崇尚智慧。古希腊把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作为主要德目，智慧位居众德之首。德谟克利特称，人凭着智慧才成为善的和幸福的，智慧有三果：一是思虑周到；二是语言得当；三是行为公正。智慧使人的思、言、行都符合善的原则，因而享有幸福。智慧即知识在社会实践中更是经验之总结，它可以通过道德的途径，对人的幸福产生作用。可以说，任何优秀文化都是幸福的一种条件。
当然，我们注重知识与幸福的联系，把文化作为幸福的一种条件，并不是把知识与幸福划等号。
１９世纪美国思想家英格索尔认为，：“智慧就是幸福的科学”未免失之偏颇。知识不仅有真知与伪知的区别，而且人们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也具有不同的目的和性质，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它既有造福人类的功能，又有祸害人类的功能。例如，火药发明后，人们凭借对火药的知识，即可利用火药开山炸礁，为人类服务，又可利用火药发动伤害人的战争，给人类造成灾难。对于这一点，古代传说中的大智慧者索罗门说过，谁知道知识，谁就可能增加苦恼。当然，智慧毕竟不同愚昧，知识提供了幸福的一种条件，而所有愚昧的东西只会导致人们远离幸福。
索罗门在他的《箴言》中如此判定：智慧之子，使父亲欢快；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欧洲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就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提倡文化的昌盛，他们明确、果断地把愚昧从人的幸福中剔除出去。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向人们指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愚蠢往往使得人们从幸福的境界堕入苦痛万分的深渊；而聪明人却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度过险境，走上康庄大道。有些人本来可以快快乐乐过日子，只因为愚蠢，弄得整天愁眉苦脸。
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第一次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响亮的口号，把正确地运用知识视为力量的源泉和幸福的保证。科学知识不仅作为精神的力量，对人类的生活和幸福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在近现代，它已经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直接为人们的幸福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