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显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周书》：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宣帝大象元年，初复佛象及天尊象。
二年五月己酉，帝崩。庚申，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诚积自守者，简命入道。
唐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馀皆罢之。
《旧唐书》：“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诏曰：‘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植善根，开道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经教，检约学徒，调仟身心，舍诸染着，衣服饮食，咸资四辈。自觉王迁谢，象法流行，末代陵迟，渐以亏滥。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情之人，苟避谣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义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譬兹稂秀，有秽嘉苗；类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蓝之地，本曰静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惟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本实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从沙汰。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并令大寺观居住，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遣，各还桑粹。听司明为条式，务依法教，违制之声，悉宜停断，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馀悉罢之。’事竟不行。（按《旧史》之文不过如此，其下即接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齐王同谋害己、率兵诛之云云。《新史》乃云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庚申，复浮屠老子法。何其谬欤！）
《通典》：武德九年二月，以沙门、道士亏违教法，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选青年高行实之，徐皆罢废。至六月，制僧尼、道士、女冠还依旧。
《旧唐书？彭偃传》：“大历末，为都官员外郎。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无益于时，请粗加澄汰，其东川寺观，请定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观留道士十四人，降杀以七，皆精选有道行者，忱悉令返初。兰若、道场无名者，皆废，德宗曰：‘叔明此奏，可为天下通制，不惟剑南一道。’下尚书集议，僵献议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下因，循常守固者为下，故非有独见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汉至于陈、隋，僧之废灭，其亦数乎？或至坑杀殆无遗馀。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静无为，若以色见，即是邪法，开示悟人，惟有一门，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纵其戒行高洁，在于王者已无用矣，况是苟避征徭，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低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无益于国，不能息好。既不变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难致远耳。臣闻天生烝人，必将有职，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旰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每年输绢二疋。其杂色役与百姓同。有才智者令人仕，请还俗为平人者听。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臣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其年过五十者，请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斑白，不知道。’人年五十，欲嗜已衰，纵不出家，心己近道，况戒律检其性情哉。臣以为此令既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则道、释二教益重明矣。’议者是之，上颇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圣奉之，不宜顿扰，宜去其太甚。其议不行。”
《新唐书？李叔明传》：“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兵储为斁耗。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名，上观道十四名，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德行者，馀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变人心为上，因人心次之，不变不因为下。今道士有名无实，俗鲜归重，于乱政轻。僧尼帑秽，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于乱人甚。今叔明之请虽善，然未能变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杰民，必将有职，游闲浮食，王制所禁，故贤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税，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衣食，岁无虑三万，五夫所不能致。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不赀。臣谓道士年未满五十者，可令岁输绢四，尼及女冠输绢二，杂役与民同之，过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检其情性哉。刑部员外郎裴泊言曰：‘衣者，蚕桑也。食者，耕农也。男女者，继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国家着令，又从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传曰：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四十九绝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六十四绝阳化之理。臣请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许终身在道，馀悉还为编人。官为计口授地，收废寺观以为庐舍。’议虽上，罢之。”
《旧唐书？李德裕传》：“元和以来，累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德裕奏论曰：‘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自去冬于江淮以南，所在悬旁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闻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一日一百馀人，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馀是苏，常百姓，亦无本州文凭，寻已勒还本贯。访闻泗州置坛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纳二缗，给牒即回，无别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此事非细，系于朝廷法度，状奏。’即日诏徐州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