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着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後征其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