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用“理”字，而《史记?天官书》则为“李”，《说苑》载胡建事亦为“理法”。然则“理”、“李”一也。故《左传》数云“行李往来”。杜预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郑子产与晋盟于平丘，则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其义益明。皋陶作大理，传子孙不改，迨商之季几千二百年，世官久任，仓氏、库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传文书之误今代所传文书，笔吏不谨，至于成行脱漏。予在三馆假庾自直《类文》，先以正本点检，中有数卷皆以后板为前，予令书库整顿，然后录之。他多类此。周益公以《苏魏公集》付太平州镂板，亦先为勘校。其所作《东山长老语录序》云：“侧定政宗，无用所以为用；因蹄得冤，忘言而后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与下不对，折简来问。予忆《庄子》曰：“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尔。然而厕足而垫之致黄泉，知无用而后可以言用矣。”始验“侧定政宗”当是“厕足致泉”，正与下文相应，四字皆误也。因记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天无千岁，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则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以语友人岑公休、晁之道，皆抚掌惊叹，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节甚类苏集云。
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义，则止当读如本音。尝记前人有说如此，《说苑?辩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义昭然。
大观元夕诗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开封尹宋乔年不能诗，密走介求援于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风生阊阖春来早，月到蓬莱夜未中。”为时辈所称。子雍，汝阴人，曾受学于陈无已，故有句法。则作文为诗者，可无师承乎？
颜鲁公帖颜鲁公忠义气节，史策略尽。偶阅临汝石刻，见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汝曹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独赴谪地，而与其子孙者，无由考其岁月。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自熙宁以来，士大夫资历之法，日趋于坏，岁甚一岁，久而不可复清。
近年愈甚，综核之制，未尝能守。偶见文潞公在元佑中任平章军国重事，宣仁面谕，令具自来除授官职次序一本进呈。公遂具除改旧制节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转运使有路分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岁满多任三司使、副，或发运使。发运任满，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东西、荆湖、两浙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已上三等路分，转运任满，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归任省府判官，渐次擢充三路重任。内提点刑狱，则不拘路分轻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荡然矣。京朝官未尝肯两任亲民。才为通判，便望州郡。至于监司，既无轻重远近之间，不复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诰庆历七年，曾鲁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阁待制。时陈恭公独为相，其弟妇王氏，冀公孙女，曾出也。当月旦出拜，恭公迎语之曰：“六新妇，曾三做从官，想甚喜。”应声对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极欢喜，只是外婆不乐。”恭公问故，曰：“外婆见三舅来谢，责之曰：汝第五人及第，当过词掖，想是全废学，故朝廷如此处汝。”恭公默然自失，后竟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第，不谙典故，致受讥于女子。而此女对答之时，元未尝往外家也，其警慧如此。国家故事，修注官次补必知制诰，惟赵康靖公以欧阳公位在下，而欲先迁，司马公以力辞，三人皆除待制，其杂压先后可见云。
裴行俭景阳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讨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更命徒营高冈。吏曰：“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徙之。比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今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按《战国策》云：“齐、韩、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阳将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马各营壁地，已植表，景阳怒曰：‘女所营者水皆至灭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营者水皆灭表，军吏乃服。”二事正同，而景阳之事不传。
北人重甘蔗甘蔗只生于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于武陵王处求酒及甘蔗。郭汾阳在汾上，代宗赐甘蔗二十条。《子虚赋》所云：“诸柘巴且。”诸柘者，甘柘也。盖相如指言楚云梦之物。汉《郊祀歌》“泰尊柘浆”，亦谓取甘蔗汁以为饮。
三
韩退之张籍书韩公集中有《答张籍》二书，其前篇曰：“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着书。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吾子又讥吾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若商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后篇曰：“二氏行乎中土，盖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为之未失也。谓吾与人商论不能下气，若好胜者。虽诚有之，抑非好己胜也，好己之道胜也。驳杂之讥，前书尽之。昔者夫子犹有所戏，乌害于道哉？”大略籍所论四事：乞着书、讥驳杂、谏商论好胜及博塞也。今得籍所与书，前篇曰：“汉之衰，浮图之法入中国，黄、老之术，相沿而炽。盖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前以为欢，此有累于盛德。又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废弃日时，不识其然。愿绝博塞之好，弃无实之谈，宏虑以接士，嗣孟轲、扬雄之作，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后篇曰：“老、释惑于生人久矣，执事可以任着书之事。君子汲汲于所欲为，若皆待五十六十而后有所为，则或有遗恨矣。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礼，未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以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则拊拚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籍之二书，甚劲而直。但称韩公为执事，不曰先生。考其时，乃云“执事参于戎府”。按韩公以贞元十二年为汴州推官，时年二十有九，十五年为徐州推官，时年三十有二，年位未盛，籍未以师礼事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