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之圣贤，或相祖述，或相师友，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生乎异世，则闻而师之。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颜回学孔子，孟轲师子思之类是也。羲《易》成于四圣，《诗》《书》历乎帝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义一也。孔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扬雄作《太玄》以准《易》，《法言》以准《论语》，作《州箴》以准《虞箴》；班孟坚作《二京赋》拟《上林》《子虚》；左太冲作《三都赋》拟《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辩》；枚乘作《七发》，而曹子建述《七启》；张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陆士衡作《拟古》，而江文通述《杂体》。虽华藻随时，而体律相仿。李唐群英，惟韩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至于卢仝、贯休辈效其颦，张籍、皇甫湜辈学其步，则怪且丑，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诗》，乃类杜甫之《北征》，《进学解》乃同于子云之《解嘲》，《郓州溪堂》之什依于《国风》，《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则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欧公《醉翁亭记》步骤类《阿房宫赋》，《昼锦堂记》议论似《盘谷序》。东坡《黄楼赋》气力同乎《晋问》，《赤壁赋》卓绝近于雄风，则知有自来矣。而《韩文公庙记》《钟子翼哀词》，时出险怪，盖游戏三昧，间一作之也。善学者当先量力，然后措词。未能祖述宪章，便欲超腾飞翥，多见其嚄唶而狼狈矣。
杜甫云“轩墀曾宠鹤”，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误。盖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则轩车之轩耳，非轩墀也。颜延年诗云：“屡荐不入宫。一麾乃出守。”则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读万卷书，不应如是，殆传写之缪。若云轩车，则善矣。牧之豪放一时，引用之误，或有之邪？
东坡《读隋书地理志》云：“黄州永安郡，州东有永安城，《图经》谓春申君故城，盖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吴国，今无锡惠山有春申君庙，庶几是乎？余谓楚都申郢，故黄歇封于春申，如齐之孟尝、魏之信陵、赵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黄之永安为春申故城，盖始封也。谓之‘春’者，蕲春寿春是也，谓之‘申’者，申光之间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犹田文之食常薛耳。后楚并吴，秦侵申郢，楚迁寿春，黄歇始请吴之故宫都焉，然行相事未尝去国。所以有庙者，役人作之也。”
东坡作诗，叹贾梁道为魏忠臣，然不能绍其子于后，而使充怀奸附晋，以首成济之祸。徐世积为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于初，而使敬业发愤伪周，以倡诛武之谋。呜呼！岂忠孝之道，父不能传之于其子，子不能献之于其父耶？熙丰间，王氏变法，新进附之，而仲弟平甫讥焉，不其贤乎？吕公守正，旧交佐之，而子弟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家世济忠诚者乎？
黄帝史仓颉四目神明，观察众象，始为古文。古文者，科斗是也。周宣史籀，变古文而为大篆，是谓籀文。秦焚《诗》《书》，丞相李斯始变籀文而为小篆，是名玉箸。狱吏程邈创作新书，法务径便，是名隶书。后汉王次仲初作八分，是为楷法。楷法之变，行草生焉，张伯英、王右军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书体也。篆法又有“缪书”者，不知所起，用以书符印，取绸缪纠缠之象。有“倒薤”者，世传务光辞汤之禅，居清泠之陂，植薤而食，清风时至，见叶交偃，像为此书，以写道经。有“鸟书”者，周史佚作，所写赤雀丹书之祥，以书旗幡，取飞翔之状。有“悬针”者，汉曹喜所作，象针锋纤抽之势，以书《五经》篇目，取贯穿经指之义。有“垂露”者，亦喜所创，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飞白”者，生于隶法，汉灵帝时，修鸿都门，蔡邕见役人以垩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作之，用以题宫殿门榜。有“散隶”者，小变隶体，晋黄门郎卫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虫书”。或云“虫书”即虫鸟之书，余疑鸟书自为雀乌之祥，专作禽鸟之象，当别有虫篆。如孙膑斩庞涓于古木之下，作“虫书”以揭之。今人传写虫蛾之状，殆其遗法耶？
东坡云：“董如郎中，安丘人，能诗于宝元、康定间。其书尤工，而人莫知，仆以为胜李西台也。”豫章与李端叔书云：“比得荆州一诗人高荷，极有篆力。使之凌厉中州，恐不减晁、张，恨公不识耳。”夫高、董之词翰，二公称道如此，必非寻常者，而人或不知识，矧今之世，抱负材术而嗟不遇者，可胜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