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在人类思考可及的范围内，真有什么信条能够具有这样高度的必然性吗？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果真是有的话，那也决不是史太林的信条。
十九自由主义之理想主义的根据
十八、生命的学问
现在大家都以自由相号召。在共党的统治下，的确是无自由的，不但知识阶级没有自由，就是共党所挟持的人民何尝有自由。它骚扰到生活的任何处。愚夫愚妇，甚至老太婆、儿童，它都拉来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不听其指挥的，或对它的欺骗不感觉兴趣的，它便以极残酷的手段来加以辱戮，使人走投无路。乡间农民是没有政治偏见的。他们说政府的军队虽然不好，但有法对付，他们可以生活。但八路来了，他们无法生活。古人说网开一面，共党一面都不开，都封闭死了。真正的农民不会喜欢这一套。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人，即使是真正的工人，也有他们的人性生活，何尝就一定喜欢这一套。所以周恩来会大骂上海的工人失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他殊不知工人也是人。完全拿经济决定论的阶级观念来概括他，便是抽象的工人，不是现实的工人。若是拿这个观念来概括一切人，便都成了抽象的人，不是现实有血肉的人。共党就是喊着这个抽象的人民来欺骗人民，愚弄人民，辱戮人民。试想这一套，有谁能喜欢它。不过中国的人民是哑子，他们呼不出他们的苦痛，他们是在沉默中忍受或期待。知识阶级觉得这是自由问题，可以起而号召反抗。但是一般农民则呼号不出来。而其为不自由则一。
现在知识分子不能忍受这个痛苦，出来以自由相号召，作为反共的领导观念。胡适之先生说他从来只讲问题，不谈主义。现在他要讲自由主义，这是因为自由成了问题。在别的政治方式下，还有不说话的自由，在共党的统治下，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这确是严重的问题。人生到此，还有什么值得活的。在这种辱戮窒息之下，自由真是比吃饭还重要。你们可以立刻觉出共党拿面包来号召，完全是一种虚妄。人们一天只须吃三餐，甚至两餐也可。但不能须臾离开空气。没有好的吃，小米窝窝头也可以充饥。共党区里杀了这么多的人，结果还只是吃窝窝头。农民连小米窝窝头也没得吃。你们问他们吃什么呢？白薯的蔓叶，是好的食品，树皮树叶已经是早已吃到了。它所号召的面包在那里？没有自由，决没有面包之可言。这种滔天罪恶，实在是人类的劫数，还说什么面包。
但是，知识分子的号召自由，常不觉到它后面的崇高根据，即本文所说的理想主义。若不能意识到它的理想主义的根据，则自由的表现常是消极而散漫的，孤僻而不识大体的，随意泛滥，流于自私而忘掉是非的大标准的。且就消极而散漫一方面说：因为自由主义的实践，从历史上看，常是对着迫切的压迫而反抗。一是实践的，二是负责的，然其本质已是落于被动的防御上。对中世纪神权的压抑讲，则是由被动而成为主动，下开近代西方文化之主潮。今日共党的狂暴本由这个主潮孕育出，来反扑这个主潮。它在精神上取得主动的地位，几取自由主义的主潮而代之。自由主义，对共党讲，已完全居于被动的地位。它在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笼罩时，它有一段真精神，它代表一种开明的新生力量。但演变至今日，它那一段真精神，那种新生命，已经丧失了。具体化而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吾人现在讲自由主义，其心思已常囿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内而不能自拔，沾执于政治上的民主（这自是可眷恋的），而超脱不开，委曲于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说话总有委曲），而不能理直气壮。精神，当其一具体化而为文物制度，便失掉它的新鲜性，失掉它的精神性。即在此处，共党已经占了上风。何况人们的心思又粘着于政治经济的范围内，毫不能在真理上鞭辟近里而领导群伦。言自由的心思已经陷落，僵化，如何能发出力量而成为领导人类的主流？这的确是严重的问题。今日的自由主义之号召，其大势与背景，已不是文艺复兴时代代表真精神新生命的自由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