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坡诗’白衣送酒舞渊明‘有疑字太过者，及观庾信《答王褒饷酒》云：’未能舞毕卓，犹足舞王戎。‘盖有本云。”仪谓：竹林七贤皆任诞，当时有鳌饮诸醉法，自足当一“舞”字。若为渊明写生，则失之远矣，字虽有本，句殊无谓。生平不喜读坡公律诗，正为此等处耳。
《余话学圃》引《蔷苏记》、《冲波传》采桑女为孔子穿九曲珠事，谓世无九曲珠以破其妄。仪按孔子与桑女问答词，全似近体绝句，是又妄之妄者也。后一则《东家杂记》、《杏坛图说》亦不可信。
近代笔记予最爱黄娴《余话》。据典该博，大足为学诗之助。中有诗话数则，评断尤为切要。
诗咏物最难工，须要略其貌，全其神，有题外旨、弦外音者乃佳。昔人谓东坡《咏梅诗》“竹外一枝斜更好”胜林逋“疏影”、“暗香”多多，即为此也。如《西清诗话》记晏元献《紫梅诗》“若更迟开三两月，北人应作杏花看”王介甫《红梅诗》“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皆露刻划，风神全失。而王诗“初”字、“浑”字尤俗。
集句始自东坡《集兰亭诗叙》。黄山谷继之，曰“百家衣体”
《玉涧杂书》：“唐以前初无和韵者，直自先后相继作耳。顷看《类文》，见梁武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云：仍取筠韵，盖同用’改‘字十韵也。诗人以来，始见有此体”
作诗当着力于神情，若于字面除一二字外，决不可过于着力。宋人诗字字着力，句句着力，转觉握拳透爪，徒取人厌矣。《道山清话》：“王介甫改杜甫诗’天阙象纬逼，‘’阙‘字为’阅‘字，黄鲁直极言其是。”不知改“阙”为“阅”,更成何语？作诗无论近、古、律、绝。总要气调息均，不可有一毫苟简转接处，致牵动全局，新意为其减色。然只可用心，不可用力。用心近乎自然，用力则露斧凿痕迹，亦不为佳矣。
吴歌曰：“月儿湾湾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多少飘零在外头。”“南山头上鹑鸪啼，见说亲爷娶晚妻。爷娶晚妻爷心喜，前娘儿女好孤凄。”声调逼真乐府，虽为近代，实同古作，论其风味，当在齐梁间。后一首与退之《履霜操》用意相同。
《叩弦凭式录》：“学诗之法，孔王之道尽之矣。后之学诗者，不过曰取材汉魏，效法于唐而已。所谓性情者，未之讲也。予谓初学诗不可专主性情，致流为粗率。且近体与古各自有体。若专言性情，则近体可以不作，诗家以古为法，往往专主一家。学陶，学杜，究竟陶杜自陶杜，学者自学者，有几人神似？此盖人人自有真性情，不可移易明矣。诗佳，落笔自流露于不自觉者。参彼性情之说，毋乃蛇足。”
《石林诗话》极叹王介甫“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二句之佳，谓初不觉排偶。予谓：上下联意义杂沓，虚实不分，殊未见其佳。且绿则绿耳，何必定是鸭绿？黄则黄耳，何必定是鹅黄，硬以毫不相关之字砌入其间，岂不可笑？
《石林诗话》：宋次道改张继’暝色赴春愁‘’赴‘字为’起‘,王荆公仍定为’赴‘荆公大是。无论’起‘字人皆能到，即以意味言之，’赴‘字自百思不尽。
《冷斋夜话》：“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谓之’象外句。‘如无可上人诗曰’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以落叶比雨声也。’微阳下乔木，远烧入秋山。‘以微阳比远烧也。”按唐人诗大抵以虚对实，以无对有，最为传神，宋人诗知此者少，琢句有如刻鹄，故读之令人生厌。
《归田诗话》：“元遗山编《唐音鼓吹》专取七言律诗，世皆传颂，少日仿其制，取宋、金、元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号《鼓吹续音》，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词，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私独不为然云。”仪谓学诗者争上流，截流归源，则事半而功倍。夫古诗，《风》、《骚》之所出也，则古诗必拟乎《风》、《骚》。律诗，唐之所兴也，则舍唐又安归哉？但其间自汉魏至于六朝，各存本来面目，自然佳处，可以触处旁通。悟此知彼，不可不读。至于宋诗已成痼疾，读之不但无益，且将受累，瞿选散失，亦是佳事。
宋人用事，类多硬砌。如东坡“不用长愁挂月村”,用杜诗“月挂客愁村”句也。王荆公“柴门虽设要常关”,用陶“门虽设而常关”句也。一则何等自然。一则何等生硬。山谷尤甚，如此用典，终觉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