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其最难者尤莫甚于知时论证，辨体立法。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伏之分，体有阴、阳、壮、弱之殊，法有散、补、攻、和之异，设不明辨精确，妄为投剂，鲜不误人。然从古至今，医书充栋，而专论时病者盖寡。丰因谨承先志，不惮苦口，而特畅其说焉。丰先君别署逸仙，好读书，喜吟咏，尝与武林许孝廉叶帆、龙邱余孝廉元圃、徐茂才月酌酒赋诗，迭相唱和，着有《养鹤山房诗稿》，既而弃儒，从程芝田先生习岐黄术，遂行道龙邱。晚年曾集古人诸医书，汇为四十卷，名曰《医博》，又自着《医约》四卷，书中多有发前人之未发者，同人借抄者众，无不称善。咸丰十年春，邻居虞拱辰明经助资劝登梨枣，甫议刊而，仓皇出走，其书遂失。是时丰父子同返柯城，，仍觅原书于借抄诸友处，使数十年心血所萃，不至湮没无传。乃未及两载，先君溘然长逝。噫！礼云∶“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耳。”丰求先君手泽而不可复得，清夜自思，未尝不泫然流涕，今仅留方案数百条，皆随侍时见闻所录，其中亦有论时病者，悉以授之从学程曦、江诚，细加详注，编成四卷，展诵之余，犹仿佛趋庭问答时也。因忆先君尝谓丰曰∶“一岁中杂病少而时病多，若不于治时病之法研究于平日，则临证未免茫然无据。”丰谨志之，至今耿耿不忘，嗟乎！自先君见背，二十余年矣。丰历览诸家之书，引伸触类，渐有心得，每思出鄙论以问世，俾世之知我者以匡不逮，又自惭一介布衣，才同袜线，为大雅所讥，辄复中止，奈同志者固请时病之论，刺刺不休，爰不揣谫陋，将《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八句经文为全部纲领，兼参先圣后贤之训，成一书以塞责。首先论病，论其常也；其次治案，治其变也。窃谓能知其常，而通其变，则时病不难治矣，所望知时者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候，而别新邪、伏气之，更审其体物理虚，而施散补之法，则医道虽难，能难其所难，亦不见为难，愿读是书者之无畏难也。是为序。
光绪八年岁次壬午中秋前一日三衢雷丰少逸氏题于养鹤山房
稿甫成，客有过而诮曰∶“子何人斯，积何学问，敢抗颜着书以问世，真所谓不知惭者矣！”丰笑而谢曰∶“吾乃一介布衣，未尝学问，成书数卷，聊以课徒，若云问世，则吾岂敢。”客曰∶“既云课徒，自仲景以前有羲、农、轩、伯，以后有刘、李、朱、张及诸大家之书，不下数千百种，就中堪为后学法程者，何可胜道，子必焉着《时病论》以授受，尽子之道，亦不过一时医也，何许子之不惮烦耶？丰曰∶“由子之言，固非大谬，而以时医为轻，则又不然，丰请陈其说焉，子姑听之。夫春时病温，夏时病热，秋时病凉，冬时病寒，何者为正气，何者为不正气，既胜气复气，正化对化，从本从标，必按四时五运六气而分治之，名为时医。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此丰时病一书所由作也。若夫以时运称时医，则是时至而药石收功，时去而方术罔验，病者之命，寄乎医者之运，将不得乎时者，即不得为医，而欲求医者，必先观行运，有是理乎？然则丰于斯道，业有二十余年，诚恐不克副时医之名也，子亦何病乎时医？”言未毕，客蹙然改容，恍然大悟，作而言曰∶“鄙人固陋，幸聆子言，昭然若发蒙矣。”客既退，因述问答之辞弁诸简端，并质之世之识时者，未知河汉丰言否也？
少逸山人识于养鹤山房
一、是书专为时病而设。时病者，乃感四时六气为病之证也，非时疫之时也。故书中专论四时之病，一切温疫概不加载。倘遇瘟疫之年，有吴又可先生书在，兹不复赘。
一、诸论皆本《内经》、诸贤之说，毫不杜撰。但内有先宗其论，后弃其方，或先驳其偏，后存其法，非既信又疑，盖欲择善而从。丰即偶有一得，亦必自载明白，俾阅者了然，并以寓就正之意。一、诸法皆丰所拟，乃仿古人之方稍为损益。所用诸药，佥细心参究，不敢随意妄用以误人。每法之后，又详加解释，俾学人知一药有一药之用。一、诸方悉选于先哲诸书，以补诸法所不及。但其中有过汗者过下者，偏寒偏热者，不得不附敝意于后，非丰之敢妄议古人，诚恐学人泥古方，医今病，不知化裁，致胶柱鼓瑟之诮。一、诸案系丰临证时所笔者。每见古人之案，载危病多，载轻病少。不知轻者危之渐，故圣人有不忽于细、必谨于微之训，所以危病轻病并载，使医者病者，预知防微杜渐耳。一、是书以《阴阳应象大论》八句经旨为纲，集四时六气之病为目，总言之先圣之源，分论之后贤之本，余论附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