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遂赵壹《汉书》：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后汉书》：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人也。按：遂非楚国而曰楚国，壹非渔阳而曰渔阳，标所望也。
王颖高杨《后周书》：王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人。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隋书》：高字昭玄，渤海人。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按：《史通》本节引萧、邓、贾、董，汉世称其人皆不举地望。而近时王、庾、高、杨，必以郡称，文滋烦重矣，故曰“岂曰省文“。
言语第二十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尽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命，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已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讨“鹑贲“、“鹆“，童坚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与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议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着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着《孝德传》，张着《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