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姑娘长大成人后，成为年轻男人向往的对象。由于接受了良好教育，又都在修女开办的刺绣工场工作，这些小姑娘接到许多求婚请求。修女们对这些婚姻都要从中插一手。她们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向当地人探听这些求婚者的情况，决定姑娘们的取舍。她们可不能让一手养大的女儿轻易出手。
我还记得海口的一个大胡子神甫朱里奥特，还有埃塞尔多医生，雷奥代神甫。雷奥代神甫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总是用大嗓门唱着“水兵，起航，水兵，起航，船行在浪上”在我年幼的眼中，所有这些人，神甫呀，医生呀，都年纪一大把。但其实他们也不过就30到35岁。那里还有一些英国人和一些美国人。有一位欧亚混血的贝特罗先生。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他有七个孩子，我的父母做了这些孩子们的教父和教母。这样，在我们的中国生活中，总能碰到七个小贝特罗中的某一个。无论在上海、汉口或者是广东总有一个贝特罗在那里。
这是一段热烈多彩的领事馆生活。欧洲人为数不多，我们常常聚会，食品可以和当时法国最好的菜肴媲美。我母亲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从来没做过饭，她用一本法文菜谱来武装自己。我们的中国厨师阿发，按照我母亲的示意就能做出最好的西餐。于是我们就吃着一位中国厨师（对法餐不屑一顾）做的可口西餐和中餐。
尽管我们是惟一的欧洲小孩，可一点也不寂寞。我的两个小弟弟和我，有各种球和自行车。中国成为我们的大游戏场。父母从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碰到的各种忧虑和问题。我们常去外海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去那里首先要乘船走一段海路。为了爬到船上去，我们必须从水面上爬一段摇摇晃晃的绳梯。这可苦了那些穿着大袍子和肥衬裙的修女。
在野外游荡时，我们被那其实是坟墓的小土堆吓着了。我记得后来，我们还藏到那些土堆后面撒尿。除了上海以外，别的地方没有为欧洲孩子准备的学校，是父母担任了教育我们的职责。像其他欧洲的孩子一样，我们由一个中国阿妈抚育，由一位法国神甫启蒙语法和文学。
广州
我的父亲一个诚实的人广州在重庆和海口之后，我们到了广州。这段时日尤其动荡，国民党当政，革命四起1925年，我岁，从那时开始，我明白有一个做领事的父亲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代表法国的父亲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法国国旗在领事馆的屋顶上飘扬，热爱和尊重自己的祖国，这个念头在我心中非常浓烈。我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是爱国主义者。母亲在“一战”中失去了九个兄弟中的六个，由于他们的献身，我的外祖父在被军队征兵后又获准免去兵役。所以，在1916年，他能够作为工程师去印度支那修筑铁路。1919年，我的外祖父母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回法国，和回国休假的父亲正好在同一艘轮船上。在船上共度了一月，我记得他们曾告诉我这艘船的名字：“保罗·勒加”。父亲和母亲初次相逢，在船上，他们确认了要终身结合。
广州的政局非常紧张。中国起义者包围了法租界，我们无法出去。一个想出去的法国人被一枪击毙。领事馆的人挖壕沟，存粮食。停靠在珠江边的法国战舰给我们运送食品供给。任何中国人都不得留在欧洲使领馆工作。由于人手少得可怜，我们不得不自己维持日常工作。我们的厨师阿发是个例外。作为中国人，他被勒令离开，但他又沿着珠江悄悄回来了。父母惊喜地迎接了他。从1923年到1945年，他一直跟随着我们，度假也和我们一起回法国。他真正的家庭，是我们。
在广州的第一次起义中，租界被打破，我们和起义者发生了冲突。我当时5岁，清楚地记得，曾为了跨越领事馆的大花园而一阵疯狂奔跑。那是为了让我们三个小孩子能藏到旁边银行的金库里去。父亲此时出门总是着装整齐（随时准备遭遇不测），他并开玩笑说，他的脑袋已经被标了价，不比一个小牛头贵！
后来，我回法国休假。在休假期间，我接受了阑尾手术，为了表扬我的勇敢，医生特意为我请来了当时的大歌星露露。
从法国休假回来后，我们去往另一个新城市：汉口。去汉口之前，我们先回了一趟海口。那时，征战的军阀和黑社会都想方设法从租界往外运送军火、药材在一趟从重庆到天津的旅行中，我母亲天真地接受了一个要她捎带的包裹。下船时，英国海关发现包里全是鸦片。这引发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外交事件。报纸上大标题印着：“法国领事夫人偷运鸦片”！此事由于我父亲的抗议而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