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您讲个让你欣赏这“革新的中国”的故事。如今，人们尽在谈宪法。人们都谈是因为没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老太后在临死前，签发了一道政令，计划了十年之内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要有议院和一系列重要的设施。每年都要有实际进步。今年我们开始了，我们提名一些“自治”参议员来给省长建议。市和市以下的政府都聚集民众，向他们解释要做什么。注意了，只有一次选举，所以只是人口中的上等人才能参加。那么，在湖南省，你知道谁得票最多吗？一个湖南歌女！这之后，我们就能真的开始对多罗那先生来说如此亲切的革新中国了。
这个儒勒多次提及的多罗那少校是一个自视对中国和它的变化了解很多的人，他似乎总是受到驻华外国人的嘲笑。邦思当第也对这种现代化进程持保留态度。他在1909年7月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认为，中国在一些新思想影响下而发生的演变，在这里处处导致了一种混乱和天性中的不适应，这将引起严重的忧虑”。摄政王的努力和现代化的发肇，并不能产生效果，更不能挽救满洲王朝。
第二部分：1909~1912：学徒岁月1909~1912
：学徒岁月帝国气氛又紧张起来，儒勒在他的领馆中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几乎在第一线，因为“革命”的浪潮基本上是从四川掀起的。成都，1909年8月13日亲爱的妈妈：我真欣赏那些甚至在成都也会觉得无聊的人。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这么充实过，这不只是因为领事馆的事，更因为自己的事儿。大清早，一睁眼我就开始写，从中午到2点，在去领事馆上班之前，我又在写。晚上6点半或7点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写呀写到睡着或是手痉挛起来，这也难免。我的通信伙伴不像我责怪他们一样怪我。我平均每天寄一封信，规格像你的一样，纸大字小。而且，我越来越感到写信的魅力，向这人那人讲述的东西尽量不重复，常常令我自己都吃惊。十五个通信人的信件被我小心地放在一个大夹子里，我还把每次回信的内容在卡片上作一个小摘要塞进去，以免我三番两次给人家写同一件事。其他不太忠实的通信人，被放到普通的一堆信件中，标上“其他”，并有一张记录信件达到日期的表格。惟一不幸的就是，如果需要，我还会继续让人做特殊的（放信）格子，我的抽屉已经满了。除非你（抄我信）的本子特别厚，它也很快就要达到这种状态了吧。
邦思先生在一个卖欧洲货的商人那里租来一架漂亮的风琴（日本或美国生产的）。作为家具实在不错：胡桃色的木材，大碗橱的形状，还有放小玩意的架子，一面镜子等等。像严先生这样一位聪明人，也告诉邦思先生，说他看见了一件非常方便实用的家具，有可以写东西的斜桌，还有可以梳妆的镜子。谢谢，我有一架风琴了，不过这可不是为了给我或别人刮胡子用的。租金可能是20几个法郎一个月，邦思先生送我的一份好礼物。自然而然，现在，早早晚晚，只要干完了挣营生的活儿，我就会被请求弹奏一首。我即兴演奏了各种葬礼进行曲（因为它们节奏都很慢，我有足够的时间想下面怎么弹）。我可不能总给他弹赞美诗，我的曲目一点也不丰富。他觉得这样很好。
月16日你问我，和我在法国信仰的天主教信仰相比，这里的天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当我告诉你，没有不同，你可能会蹦到天花板上去。可这是真的。首先，你知道我的性格，从不会为大事情吃惊，从这点来看，是我作为比利时人的好的方面。可说到底，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说，我没有做好在中国碰到传教士的准备，因为我有一张具体介绍他们的卡片。如果我在旅途上没有找到教堂，可能会感到激动不安，然而：在柏林，我去了。在华沙，我去了。在莫斯科，我知道那儿有。在北京，我也去了。在汉口，我去了在宜昌，我去了。在万县，我看到了。另外还有一两个地方，我看到过。在成都，我去了。所以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如果回到巴黎，在巴黎中心，在塞古街看到一个清真寺或佛塔，我会更加吃惊。因为这会是一个“惊喜”。和你可能会想象的相反，我没有找到让我吃惊的东西。
告诉那些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变化的人，我觉得没有。还是老样子，只是头脑里有了更多的回忆而已。当远方的人把我当成英雄来看时，我觉得受宠若惊。实际上我不像英雄，只是温柔的感情让你觉得我是。你觉得我是英雄，是因为你在巴黎，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那时，我确实也从没经历过沉船，哪怕是在布罗涅森林的小湖上！
重要消息。一个王爷造年轻皇帝的反，皇帝的父辈摄政。这将会带来什么呢？
成都，周五，1909年8月20日亲爱的妈妈：
起事者总是制造声势，然而中国如此之大，四川如此偏远，以至于起事者闹了六个月，这边也丝毫没感受政变的气息。不过，这边有一个“新军”的分支，是多罗那少校谈起“革新和战斗的中国”的原因。老笑话！为了派遣两个三百人的队伍，要准备一个月。因为战斗的中国忽视关于医疗卫生的服务，四分之一的人已经患上痢疾，而且，一半的患者已经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