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
“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第三部分：1913~1926：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年12月1日的报告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了一大笔代价。不幸的是，在将要来临的岁月中，悲剧性的重量还在继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