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上海之后的蒋介石，在几天之后又占领了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政府。而共产党的反攻还远在后头。这个时候，中国的敌人的铁靴在北方踏响。日本实际上正酝酿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对满洲里。日本在向山东派舰队时，曾达到过目的，因为那时他们阻止了北伐。海南岛远离危机的中心，对这些变化的反应是迟钝的。儒勒的报告反映了一种平静，不管是日本侵略引起的震惊，还是国共两党的争端，在海南都还未引起大的波澜。
儒勒在1927年10月6日的报告中，把在海南的共产党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家”，期待一种新制度，一种众望所归的对中国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革新，另一类是“实践家”。前者对人民那本身孱弱的精神“影响微弱”，后者则“十分强烈地震撼了海南人的生活”。
其实，共产党内部存在的两派正如儒勒在海南区分的两类一样。一方面，官方派追随斯大林，严守由工人发动城市暴动的原则，就像在广州发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只相信要在农村中发动革命，依靠农民的力量。9月份，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场有农民参加的毁坏铁路的运动。尽管这些胜利使他获得了许多分区的人心，但中央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于11月将他从政治局除名。最终，为了避开朋友和敌人，他退居到江西山区，在那里发展他的农民革命理论原则。
儒勒刚到海南才一年多，刚重新抓住中国的脉搏，就要迁往另一个岗位了。他在这个岛上的工作，使他结识了印度支那总督，而后者欣赏这位官员“尽职的合作，他那精细、谨慎、有谋略和随和的优点，使他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国共两党的争端中，使法国在海南的利益完好无损”。当然，儒勒一方面为在离开海口时有这样的评价而欣慰，另一方面也对能离开此地感到松了口气。与其说是出于岛上政治的紧张，不如说是由于麦尔塞黛表现出了疲劳的征兆。“乐和甘夫人的健康状况较差，不能忍受临海而居。医生建议乐和甘夫人避免海洋性气候。所以，我期待有一个不直接靠海的职位。”儒勒1928年这样写信给他的上级。于是，上级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将他调到了1913年曾任职的汉口。
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