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言：“方今力役繁难，户口虽多，而民劳者众。赋敛过厚，田粮虽实，而民穷者众。教化博矣，而民不说，所谓徒善也。法度严矣，而民不服，所谓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汉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国则愿富，兵则愿强，城池则愿高深，宫室则愿华丽，土地则愿广，人民则愿众。于是，多取军士，广积钱财，征伐之举无虚日，士木之功无已时，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四年钦录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起天下积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杀京民。此妄立罪名，不分臧否，一概杀之，岂无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误入名项之中？于兹见陛下之德薄而杀戮之机深矣。夫自古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而杀之多者，后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杀不已，其后至于灭绝种类，汉时误杀一孝妇，致东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连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杀戳无辜、感伤和气之所致也。”又言：“明主之制，赏不僭，刑不滥。今刑既滥矣，复赏赐无节。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赐钞五锭；征出军官，位高而禄厚，平寇御侮，亦其职分当然，今乃赏赐无极。夫厚敛重科，穷民困苦，而滥赐无功之人，甚无谓也！宜节无功之赏，以宽穷民之赋。则天下幸甚，万姓幸甚！”其余若通钞法、罢充军等事，皆切时弊。约三千余言，节其要录之。敬心，不知为山东某州县人，后仕某官。问之山东仕于朝者，皆莫之知。己无官守言责，而能直言如此，何其壮哉！不可泯也。
《孟子》云：“传说举于版筑之间。”屈原云：“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二书“筑’字，犹《周诗》“筑室百堵”之“筑”。蔡氏注说筑傅岩之野云：筑，居也。今言所居犹谓之卜筑。盖以版筑胥靡之事，说贤者，不宜有此。为贤者讳，故云然尔。然孟、屈去殷周未远，必有所传。况耕稼陶渔，不足以病舜；钓弋猎较，不足以累孔；穷而操筑，亦何足以为说讳乎！
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云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前辈诗文稿，不惬意者多不存，独于墓志、表碣之类，皆存之者，盖有意焉。景泰甲戌进士蓟州钱源，其先昆山人，尝以公差过昆，访求其祖墓，父老无能知者。居数日，沈通理检家藏前人墓志，得洪武七年邑人卢熊所为钱瑞妻章氏墓志，始知其祖墓在今儒学之后，而封表之。于是，知葬理之不可无志。而志葬者世系墓地，尤不可以不详也。士大夫得亲戚故旧墓文必收藏之，而不使之废弃，亦厚德之一端也。源，本沙头郁氏子，郁与钱世连姻。钱无子，郁以一子为其后，后戍蓟州。郁今为医官，钱氏则已绝矣。
吴中乡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扬篮头。”不知何意。朱廷评树之尝以问予，予思之，翼日报云：“此歌得非言人之所业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异，则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观，可乎？”树之云：“君之颖悟过我矣。作如是观。”此山歌第一曲也。
二
天顺初，有欧御史者，考选学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惧黜者，或以贿免。吾昆郑进士文康，笃论士也。尝送一被黜生诗，篇末云：“王嫱本是倾城色，爱惜黄金自娱身。”事可知矣。时有被黜者，相率鸣诉于巡抚曹放李公秉，公不为理。未几，李得代，顺德崔公恭继之，诸生复往诉。公一一亲试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学。不数年去而成名者甚众，皆崔公之力也。二公一以镇静为务，一以伸理为心，似皆有见。若其孰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天顺三年，南直隶清理军伍御史郭观、持法颇刻。昆山县有一人诬首者，至连坐二十四人充军，予家时为里正，亦在遣中。将欲伸冤于巡抚以，闻太仓查用纯娴习吏学，与谋之，查云：“巡抚与御史各领敕书行事，诉之无益。”又谋之昆城高以平氏，高云：“诉之可也。”或以查语质之，高云：“此非有识之言也。在京刑部、都察院狱情，必大理寺评允无碍，才敢决断。御史在外行事，旁若无人。刑狱苟有冤抑，伸理平反，非巡抚而谁？诉之有益。”于是往诉，都宪崔公果为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复为民。谚云：“事要好，问三老。”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