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啖助谓《左氏》博采当世文籍，太史公尤好采择异闻，则说部固史材也。且其事其言足昭法戒，史或不载，好古之君子，必录而不遗，亦所以佐史之穷也。惟是记录之难，其繁芜无当者无论矣。或传闻异辞，择焉不精；或有意抑扬，词多失实。非所以征信也。观察严公，世其家学，见闻该博，所记《漱华随笔》，卷帙不繁而语皆征实，盖其慎也。又其大旨，义归惩劝，是又将自为一史矣。公平生着述甚富，宦辙所至，其所设施与所奏记议论，当世利弊得失，表章古人忠孝节义之行，一皆见之于文，既详且核。其文章光明磊落，直追配前贤，法皆得而读之。《漱华小品》，盖公奉讳里居键户谢客时所记录。异时求文献之足征，皆将于是乎。在惜乎其未得与于史事也。乾隆十七年五月六日，安平陈法。
一
采访遗书
乾隆六年奉上谕，从古右文之世，务访遗编，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着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修，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尚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各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抄本、刻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圣主崇儒右文，超越前代，于此可见。
会试移期
明张凤翼有会试移期议，谓会试定于二月，盖以太祖定鼎金陵，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一便于云贵士子，二减衣裘、防闲较易，三誊录无呵冻之苦，四归家无闸河运舟之阻云云。时未及行，至乾隆甲子科场后，经御史范咸条奏请会试改期三月着为定例，部覆未准，特旨允行。皇上体恤士子之意可谓至矣。
夹带怀挟
怀挟夹带之弊，近科以来日盛于前，彼此效尤，恬不为怪。乾隆甲子七月，经副都御史励宗万条奏，请严搜检，上可之。临场特派大臣监视，果搜出怀挟夹带数十人。兵部侍郎舒赫德因奏请变通科场规制，内云：古之用人者，询事考言，是以功罪有征。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实用，其不足以得人者一也。墨卷房行，转相抄袭，肤辞诡说、蔓衍支离，止图弋取科名，其不足以得人者二也。士子各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陋者至经文都未全读，况望其通贯儒先之说乎？其不足以得人者三也。表以观其词藻，判以观其决断，策以观其通古今、察利弊。今则表、判可以预拟，彼此传抄，答、策随题敷衍，毫无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也云云。奉旨交大学士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覆奏，略云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概为訾毁也。必若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其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相率为伪，其弊尤繁。如近日所举孝廉、方正，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现行，表者赋、颂之流，是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谓帖括者，则又仅可资诵习，而予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云云。奉旨依议。
五经中额
乾隆九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赵城折奏，内称科场定例，每额中十九名，加中五经一名。其间淹通博洽者固不乏人，而浮夸躁进之徒，剽窃拟题，购求坊刻，割截成篇，临时强记塞白，甚有于场中同号互相倒换，凑助完卷，剿说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闱之后，有叩以经义而茫然不知所出者。是习五经者日益多，通一经者日益寡，长浮伪而启幸心，殊非加中五经之本意。可否稍为变通，嗣后各省乡试，其有学问淹通实在能作五经者，许于本州县报名，该牧令面出冷题考试，申送府州。府州亦如法考试，汇送学臣，再加考核，另册录送入闱。时另编字号于堂庑，不得混杂号舍中，以杜倒换凑助等弊云云。旨下九卿议，不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