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战士提着枪奔出店门，只几步便纷纷栽倒在地。顷刻，这五位战士也失踪了。
追逃匪进酒店解放军识破绽。
不一会儿，一百多名解放军朝酒店奔了过来。
“掌柜的！掌柜的！”两名解放军干部高呼道。这回，驼背老汉可没在店门口迎客。
“掌柜的！掌柜的！”又连呼了几声。驼背老头慌忙从店后走出。边用平时擦菜板的沾满肉油血污的抹布擦手，边说：“啊呀。来了这么多解放军同志啊！我们小店可是装不下啊。”
“老乡，我们不是来吃饭，我们是来抓土匪的。”另一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和颜悦色地解释道。
“土匪？哪个是土匪？老头大惊失色。
“老乡看见一个受伤的中年男人跑到你店里来了。”干部平静地回答，不动声色地四处打量了一下，然后迈腿跨入了店内。老头连忙转过身，也跟着进了店，抢在解放军干部的前面，似乎要挡住去路。
突然，解放军干部的眼睛一亮，紧盯在老头的驼背上，驼背老头的驼峰不在上，而在腰间。
“土匪到哪去了？”干部继续朝屋里走。
驼背老头停在过道口，装出一副笑脸：“首长，土匪被我们捉住了，只是捉他时，把他打伤了。”
老头转身高叫：“老大、老三，把土匪拉出来。”两位彪形大汉应声将中年汉子拖出店外，扔在地上。
“卫和融，你来看看还有救没有？”一名解放军干部蹲在地上，用手枪拔了一下中年汉子歪在一边的头。
卫生员用手摸了摸土匪的鼻子，又掰开土匪的眼皮，说：“死啦！没救了。”
“老大、老三，你们俩下手太重了。”老头斥责道，“同志，我们杀土匪没罪吧？”
“当然没罪，你们还应该受奖。”解放军干部说。
“不敢，不敢。支持解放军是我们的责任。打伤了土匪，开始我们还有些怕……哈哈。”掌柜洋洋得意笑了起来。
“谢谢你，你为人民立了大功。”两个解放军干部也相视而笑。突然一个干部的手猛地拍向驼背老头的背部。
老头大吃一惊，迅速从腰里拔出手枪。但他的手枪被解放军干部踢飞了。两位彪形大汉也在拔出手枪的同时，被拥上去的解放军制服了。
老头至此仍想顽抗，他挥拳击中了解放军干部的面部，打掉了这位干部的门牙。原来，驼背老头的“罗锅”（四川方言，即驼背）是假的，是用棉垫子垫的。“丹心酒店”是土匪的联络站。
那个受伤的土匪跑到“驼背”这里，想求“驼背”把他藏起来，以救他一命。未料到“驼背”因他把解放军引来了，干脆来个落井下石，将他送回“老家。”谁知，在搬运尸体的慌忙中，“罗锅”移了位，滑到腰间。
脱掉驼背老头身上的黑长袍子，扯掉背上的棉垫，揭下脸上的假胡子，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李佛儒，男四川达县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学生，曾任胡宗南部中校参谋。1949年10月受胡宗南派遣，协助王旭夫开办“游击骨干训练班。”随后被派往川东南，担任匪首杜大麻子的高级幕僚。1950年8月，李佛懦辞别杜大麻子，率两名警卫往达县探亲。
李佛儒等昼伏夜行，终于在一个月夜摸进了村。李佛儒万万没想到达县早已实已实行土改，他爹妈全被镇压，田产和房屋被分，连三个姨太太也不知去处。
“谁杀了我家的人？谁分了我家的地？谁占了我家的房？谁抢走了我的三个姨娘？我要灭他们九族！”李佛儒狂叫道，脸上的肌肉一颤颤地抖着，牙咬得直响。
当即，李佛儒杀了三家贫农。连夜，带着两名警卫返回川东南。此时，杜大麻子已经被剿匪部队活捉，匪众树倒猢狲散。李佛儒接管了杜大麻子的情报站——“丹心酒店。”他杀死店主驼背老头，取而代之，在这里妄图惧失散的匪众，同时暗杀解放军和工作队。
搜地窖酒店时，在地窖口找到了清早吃包子的五名解放军战士。据一位只吃了一个包子的战士回忆：
“我发现包子有问题，想找驼背老头算帐去！挣扎着站了起来，踉踉跄跄朝店子扑去。我平端着步枪，用力拉枪栓，但头重得自己都托不起来，眼皮使劲也睁不开，眼睁睁地拉不动枪栓。想大声叫喊，可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似的。这时，驼背老头和两个伙计拿着绳子从店里迎而来。我眼睁睁地望着三个土匪步步逼近，却无力反抗。”
很快，我们五个战士全被绑了起来，扔进了地窖。
再往地窖深处走，惨状令人不能目睹。两个奄奄一息的男人浑身赤条条的，被绳子吊在空中，鲜血从他们嘴里流出，将结满血疤的下颏和颈部、胸部涂得血糊糊的。
这两个从魔鬼手中救出来的男人，就是两天前的晚上，在这里吃包子的十个解放军战士中的班长张辽生和小王。他们是这罪恶地窖的见证人。
可怜张辽生的八个战友丧身在三个杀人磨鬼的屠刀下。
张辽生至今还活着。他是这桩土匪暴行的活证人；小王由于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他短暂的一生，1959年3月病逝。他的真名连张辽生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