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摇头说，“我不想说了，岳阳，并不是我想保密，而是不堪回首。不说别的，就九八年那一年，我的战友们在抗洪中牺牲了太多，但是军区嘉奖中竟然没有他们的份，司令员提都没提过他们，他们就像根本没有存在一样，他们甚至都没有尸骨，他们都被浑水冲击的淤泥掩埋了。别感到生存于这个世界，你就能幸免腐败黑暗的冲击，没有那样的天堂，岳阳，军营也是不能幸免。军营里的提干，士官名额——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个人斗智斗勇，却在下一个瞬间里就分晓了高低，胜者欢天喜地，败者垂头丧气。别看平时大家都能玩到一起，训练，政治学习都那么融洽显现着动人的战友情谊，但是在最需要赢利的时候，就要在刀刃上露出绝技——算了吧，岳阳，我也是军营里出来的人，什么我不知道！”加林还在望着天花板，他就像被人惹哭了的孩子那么无辜。
他问我，“岳阳，你还去洗浴中心吗，我是说你会不会还会？”他不知道这个字眼怎样说出口。
我摇了摇头，“不会的，我不去，只是我那些债务怎么办？”
“总是有办法的，别对生命失去信心，岳阳！”
“办法在那里呢，办法也许有，但我已经不想了，很多事情我已经明白，我说过，有些生命生来就是为了揭开一个谜底的，我不想再揭开了时还要去煎熬，那不需要。我一直最清醒地知道，现在让我能活着的就是我的债务，再也不会是别的什么！”我再说，“债务其实无关紧要，加林，十几万对我来说并不多，我很快会还上的。但我再也不想其它的了。”
“你就不能不这样想吗，岳阳，什么是你心中的那个结？”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向他笑了笑说，“有时候让生命安息其实是一个最佳的状态，那不是我疲惫了我痛苦了，而是我想平静。人间的纷扰已经不能影响我了，这不好吗？”
“不是的，岳阳，没有痛那里又来向往，别这样！唉，人活着真的不容易，那么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他看着我再问。
我说，“我离开报社以后，就去找王亚杰，然后我们四人又重新组建了乐队。我们全新调整了我们音乐的风格。我们走的是抒情路线，这一次王亚杰任主唱，我们三个人弄乐器，有时候还合声。王亚杰真的据有音乐天赋，他经过了那段时间妻离子散与刘楠的离世的心痛，他的音乐便带上了伤感的古典的格调，有复古倾向，我给他的音乐填词。其实，加林，一个人的生命中只要确定一个主题，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充实而愉快的。我们又找到了当初的感觉，我们在台上又尽情地演绎我们自己的真诚自己的风情与自己的爱。那时候我们中间除了王亚杰，我们也都快迈入三十岁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人生已经给了我们自己的认识，这对音乐主题是好的，当音乐里融入我们自己的个性与心情时，我们的音乐才活起来了，才有了我们自己的风格。那是一种只能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同样的曲谱拿给别人，他们也弹不出我们的那种感觉。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尽显了我们各自的才华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像个小孩子似地拥抱到一起笑个不停。我们还一直在当初的那个城市里租场子演绎，或者与夜总会，歌舞场里签合同演出。我们成了一支专业乐队。王亚杰还翻唱了起初刘楠的歌，那其实也是我与王亚杰创作的歌，他唱时却不摇滚，成了抒情的老歌了。那段——带动起的自己的风格，这也就是我们在乐坛半死不活地走过几年的秘决。后来，我们乐队还是解散了。因为我们的贝斯手病了，没过多久他就死了。他叫高辉，比我小一岁，他临死的一周以前他还在演出，他微笑着说，他是为了音乐而活着的人，他宁愿死在舞台上。他除了精通贝斯与吉它，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萨克斯手，他还专攻过笛子。在他离开的前一个月，我们专门为他刻录了一盘展示他全能音乐手的音乐专辑，都是我们自己的歌。他演绎得行云流水，就像散步那么从容。他始终都是高兴的，始终那么开朗。那个音乐辑发行的不多，只有他的亲人与好友们珍藏着，想起这些，就让人难过，真是情不自禁啊！”我的眼泪不由地流下来了。
我再说，“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有一张英俊的脸，还有一抹时常微笑的温柔的性情，他用如此明朗的爱的意念注入我们乐队一股无法替代的活力，他有一股敏锐的对音乐的捕捉，他理解的音乐与我们大家不一样，其实谁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风格，但我们就是将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此默契地配合到一起，缺少了谁都缺少了那股纯正的味道。他得了肺癌，他太年轻了，而且如此才华横溢，他死时与他一直没结婚的女友哭得死去活来，她发誓要跟着他一道离开，因为她怕他寂寞。那一年他刚刚二十九岁。在火化厂里，我们看着他渐渐地化作灰烬，我们的心痛得就像生生地割碎了。
“高辉走后，我们三个人维持着乐队，但我们在演出的时候甚至带上了情绪，有一次，与高辉非常要好的吉它手何希敏忽然弹着弹着就哭得一塌糊涂，他弹不下去了，他都蹲下身子，电吉它也摔在地上，他都不顾观众，嚎啕大哭起来。有工作人员将他拉下去，我一个人为王亚杰伴奏，他勉强唱完后，向观众谢幕就下台，我们来到后台。那里何希敏冷静多了，他说，我忽然想起以往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有我们三个人伴奏，还合音，但这会儿高辉不在了，永远都不在了。我想起在我们合音的时候他微笑着私下里搞了个小动作，我忽然就想起来了。还有刘楠，这首歌还是她唱的，我想起她那带着野性的唱摇滚的那副样子，她答谢众人呼声的属于她的样子——我们的乐队从开始走过来，都已经走了两个人，快走了一半了，一个人的生命力就怎么那样脆弱啊，岳阳，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刘楠走了，高辉为什么还要走？他的泪汹涌而下，我将他抱在怀里安慰他说，别难过，如果我们真的爱音乐，那只要乐队还存在，那他们就不会走远，我们的音乐里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爱是不会随着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会言轻会消失，希敏，要对自己的爱与感觉有信心。
“但是自从高辉走后，我们大家都消极了，高希敏爱上了酒，王亚杰的音乐里渗透了厌世之感，要不他写出的曲子里有着一股悲伤的消极的感觉。他以前的曲风已经够伤感了，但高辉走后，他的音乐更加无法歌唱了。王亚杰有一天忽然说，岳阳，希敏，我们的乐队可能到头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活力，活力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留恋又有什么用。好了，大家开心点，我们就把今晚的这一台演出做为我们最后的祝愿，但是记住，大家要保持冷静，我们的生命中暂时地只剩下音乐，除了音乐先把别的东西全部放下，你们做得到吗？
“我和何希敏相互看了一眼，我们虽然难过，但还是振作起来，我们都点点头。那个晚上是我们音乐生涯的终点，记得那天天空很明亮，翻星点点，那么平静，祥和，微风拂过，那么温暖。白天我们将需要演绎的音乐都经过精心的筛选，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最经典的歌，我们还在那夜唱了很多著名的歌，其中就有这首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我们安静而温暖地唱着情歌，这种演唱风格大受欢迎，这几乎是我们的专场，因为我们的音乐很吸引人心，整个夜总会里老板再没安排其他节目，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台上演绎，那是我们乐队整个的高超。王亚杰唱到尽兴处，流着泪，我和何希敏陪着流泪。观众们始终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一再地谢幕，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我们将一小时的专场演出延续了五个小时。这次小规模的演出，却被一个恰好在那里路过的音乐人看到了，他觉得我们这个乐队很有潜力，他想捧我们。经过协商，王亚杰与高希敏都到他那里去发展了，我没去——我没有去，让那个音乐人非常惋惜。他说我们三个人缺少一个人就缺少了一个整体。但我没去，我已经不适合那样的心情了。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一样，我们只要在音乐中存在一天，那些先逝者们就会折磨我们一天，我想得换个环境了，人的一生中其实用不着一定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才要去追求，我玩音乐只玩它的尽兴，除此之外，那里还有吸引力？就这样，我的音乐生涯彻底地结束了，我想我这一生中再也不玩它了，不会将它当作职业。
“王亚杰一直没再结婚，高希敏一直在谈恋爱，但总是谈了吹，吹了谈——没有个定数，一直在乐界漂着。他们到了南方，签给一家知名公司，高希敏也会多种乐器，非常精通，后来他就录制经典音乐小品，发行专辑，专辑卖得非常火爆。九十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个轻音乐流行的高峰，希敏就是那个阵营里的一位音乐主将。王亚杰从台前退到幕后，专门搞创作，他还导演了一台音乐剧，在各大城市的音乐舞台上上演，我为我的同伴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他们应该是那样的音乐人，一个有才华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取得相应的位置是一件十分得人心的事。我的伙伴们就那样定位了，他们卖才华给他们服务的音乐制作公司，他们都过着充实却平庸的日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作品。
“我们的乐队解散后，我就彻底地告别了文艺，踏上了北上的路，后来又辗转到西北，在西安开了一家小型的百货店。”
“岳阳”高加林打断了我，“我真的为你惋惜，不论是你作记者还是搞音乐，你都轻意地放弃了它们——可你到底想要什么呢——这些都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但你却放弃它们时却如此轻而易举，你就不感到惋惜吗？”
“我一直在寻找生命中的唯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其实我们四人的乐队——那样的东西就是我一直寻求的，在我辞了报社的工作以后，与王亚杰、何希敏、高辉与我组成的乐队已经非常上我的心。我就寻找一种尽兴、真诚与能演绎我们自己的感觉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感觉我服务过的报纸肯定无法带给，但是我最热爱的乐队又不再属于我，所以我就去寻找另外的属于我的东西。也许这个世上还有属于我的部分，也许就在换个方式之间。我相信我会找得到。这是一份对真诚与爱真心的呼唤——加林，说起来你可能不大相信，我一直没谈过恋爱，就在乐队解散以前，我还是一块白纸，非常干净。我感到这个世界一直没有我想要的，我不挑剔，但就是没有。一直到我西安以后，那个古老的文化底蕴丰厚的都市才带给了我一抹乐趣，也才打开了我的心扉。”我又坐下来，我还得弹吉它。我弹了一首我们自己的歌，这些旋律已经很久没有被我弹起了，但弹起它们还是这么得心应手。
古都西安，二十一世纪元年。大街上车水马龙，我的百货店子就在商业区步行街门口，位置很好。我什么都经营，小店里什么都有。那个冬天的天气似乎特别寒冷。我珍藏着我的几碟专辑，那是花多少钱也难以买到的，是我在乐队里出的一套两辑的大碟，还有就是高辉的音乐碟。大碟封面上都有我们四个人，那里都是青春洋溢的笑脸，也真的，我们都沉浸在我们的真诚与幸福里。在我的小箱子的最底层还放着我做记者时收集到的孙志文的材料，我有时候也翻看这些材料，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记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我一直吃住在我的小店里，我将不大的只有三十几个平方的店面里面隔了一个小空间，放张床，那里做我的卧室，我的条件十分艰苦，我没有电视机。夜里我在一个IBM上做我喜欢做的东西，看书，作图，我爱上了处理照片，因为我首先爱上了摄影。我买了一台数码相机，有时候我索性关了店自己到古城去摄影，然后自己就在笔记本上处理图片，我喜欢上了我所过的生活，我每天都有二三百元的收入进帐，有时候好的时候也能卖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纯利润还行，可能也有三四百元或者还多一点吧——这种生活安静了许多。白天看店子的时候，我就在播放器里听我自己乐队的音乐，细细听来很有味道，我似乎又回到了我乐队时代一样，每一个音符转化成声音从播放器里流出，我都感到了我拨弄过的那根弦，我都似乎看到了何希敏底着头，闭着眼睛，一撮头发耷拉在前额上的样子；看到高辉在弹到动情处将松散的长发向后一甩的那股潇洒劲；还看到了王亚杰拿着麦克风投入地唱着的情不自禁地摇摆着的姿势。寂寞的时候我就在室内做做俯卧撑，仰卧起坐什么的。再就是读书，听音乐。相比之下——我们以前所过的日子，每晚都在城市最热闹的夜总会，歌舞场去演出——守着小店的生活就像隐居起来似的，但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梳理我自己所经过的岁月、设想一下未来的方向，还有想像我到底需要些什么？
我的小店两面都有门，我每天把两面的门都敞开，我喜欢这样，于是我的店子里敞亮无比，我就坐在一个椅子上，其实我想弄一个单个的沙发，那样坐着舒服，但我看到西安开小店的店主们没有坐沙发的，就放弃了那样的打算。我的前面有一个小桌子，那里放着一个播放器，很考究，因为这种高质量的播放器里放出来的音乐才纯正浓厚，我很喜欢。那里正放着我们乐队的歌，那里正传来我，高辉与何希敏的乐器的声音，同时也流出王亚杰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有时候我也随着这些旋律弹我的吉它。
“哟，不错啊，还一个人开上了演唱会？”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我睁开眼睛，放下吉它，向她笑笑说，“没事干，自娱自乐呢，你想要点什么？”
“我来看看芦荟的面膜，你这里有吗？哟，忘了呢，你这里又不是化妆品店，那里有这种东西！不过你弹吉它确有一手，怎么与碟上的一模一样。”她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专辑的封面马上吸引了她，她轻意地就认出了我。她拿起碟盒，详细地看了一眼说，“这左边的人不是你吗，样子一点都没变呢，只（丁香书院小说）是这会儿是素颜。你是明星？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在这里！”她说着，又惊奇地打量了一下我的小店，然后又看着我们专辑的封面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这怎么可能呢？”
我看着她有点好笑，她有点夸张，因为我算不上什么明星，我们虽然出了碟，成绩还不错，但是业界都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只是我们固定的那个圈子里有点小名气罢了。她好像就有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看上去那么活泼，还有些调皮。
我说，“我不是什么明星！”
她不听我的，却向我问，“你正播放的正是你们唱的歌吗？”
我点点头说，“是的！”
她听了一会儿说，“我从没有听见过，但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好听你就多听一会儿。”我说。
“真是不可思议，你一个明星怎么做起生意来了，为什么呢？”那女孩问。
“我不是明星，我们几个人就玩过几年，没什么成就，所以就解散了。这是我们唯一出的一套专辑，都是几年前的事了。”我说。
“在那里有卖的吗？”她天真地问。
我摇摇头说，“没发行到西北，只在西南与南方一些城市里发行过。所以这边可能卖不到。如果你喜欢，我复制一套送给你。”
“好，就这么说定了，给你三天时间，我到时候会来取的。你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选择了西安？”她兴致勃勃地问。
我再笑着告诉她，“这个古都也许会给向往他的人带来好运，我踏着秦汉与隋唐的遗风来了，这里古朴却充满了神秘感。这里还是文化之都，中国著名的作家群还诞生在这里——它见证了一段文化岁月。所以有这么多向往，我就来了，曾经的乐队的吉它手就来这个小街上做起了小生意！其实这里蕴含着我自己的天地，只要是自己喜欢的，我就没有地位与身份上的成见！”
“一个有个性的人，个性与风格也是西安这个古都的一部分——所以西安适合你！”她兴奋地说，她的兴致很高，“哦，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