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吧，你的表情看上去说的是真的，但我知道你不会这么想！”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我说的是真的，孙先生，为了不耽误你的工夫，你说吧，找我什么事，不会是为了收拾我吧！”我再笑着问他。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济吗，什么对手就要采取什么方式，我知道岳记者还不是一个喜欢武功的人——但是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刀枪相见，我们就不能更好一点吗？”孙志文看上去心情不错，但是这个人的心情不可能流露给任何人，他真的宠辱不惊，他将他的火候都炼到这个层境了。
但听到他的话，我就有点激动，还好我的激动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信息，否则就麻烦了。我说，“孙先生，也许有的角色就是从最初决定的，我与孙先生能否成为朋友或者是成为对手，那已经不是现在努力就能改变的，顺其自然吧，孙先生，何必要费那份心呢！”
“好，畅快，说真的，岳记者，我知道你是一个健康明朗的人，你上一次给我的震动很大，这已经是很久都在我内心里不曾发生过的。我请你来就是还想找你说说话，我没太打扰你吧！”孙志文看着我，捉摸着我的反应。
我看着他，也许他不是玩我的，像他这样忙的一个人还不会找这种乐趣。我说，“孙先生，也许有种真诚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当成冒犯，但你显然不在我们谈话的那次将我的劝谏当成了冒犯，否则，我可能已经陷入了危机里。因为我的前任记者报道过你的事迹，不就是被你追杀得四处躲藏吗，现在已经离开了报社，不知去向。”
他没有生气，只是笑了一下说，“你并不是要成心激怒我吧，如果你有这种用心，那我就看错了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反感，如此揭露我的伤疤来满足你的一部分用心，但我还是不会在乎。我没有想过要追杀那个记者，虽然他不知天高地厚，有点像你。我甚至对他的报道都不生气，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是被我打击得走投无路，那实在是冤枉我了。从你身上你会看到我没向你撒谎，因为我觉得非常没必要。其实他也说出了一部分实情，读着他与你对我的报道，有一天我忽然从报纸上发现了，原来我无意间竟然做过这么多的错事——我自己当局，却远不清楚这竟是一种伤害，当我用第三者的身份来旁观自己时，才知道也许——有的看上去理所当然的事情却错得离谱。只要记者们没有别的诽谤的用心，我乐意安静地接受。”
孙志文太滴水不漏了，我不知道还如何找出他话中的漏洞来反驳他。
他再看了我一眼说，“岳记者，一个坦然的人也要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失，我不能回避什么，因为仔细想想，如果就将这些报道当作自己做事准则的参照物，我忽然明白了，也许自己这里合情合理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就成了永远心疼的伤害。那时候我太年轻了，就是在一两年前我还那么张扬，现在想想我都觉得羞耻，我今年都四十七岁了，我的女人们有的适合做我的女儿！好在我的孩子们最大的也就八九岁，按虚岁算的话，最大的也就十岁。直到这一年来，我才安静下来，我认认真真地做事，养儿育女，该给他们一份责任了。人生苦短，还有多少岁月好活！”
“孙先生，谢谢你能在我面前流露一份成熟男人的真诚，如果我将这当作是你的真诚，我是不是太傻了！”我看着他，他沉默地点点头说，“不，你相信是因为你还有一颗属于真诚的心灵，有些人连这样的心都没有。我能流露真诚是因为我还勉强能给得起一丝真诚，对于我的岁月与生活，这样的真诚就是我为我的人生敷着的前衍。”
“那么，孙先生，就像你这时候的激动与感慨计，我向你提出我的请求行吗？”我试探地问。
他沉默地点点头。
我说，“我为那正在医院里躺着的五个民工与已经死了的三个冤魂讨一点你的慈悲，来分享你的人生的真诚的这点感慨，不需要给他们公正，但他们需要能受人尊重地活着，他们还有后半生，他们贫穷的家庭还靠他们的力量活着，但他们却有的被截肢，有的会双目失明，有的被断骨刺穿了肺部，会留下后遗症。孙先生，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丝良知，你就这么看着他们被贫穷、失望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地最悲观绝望地死去吗，死去的还不止是他们这几个人，还有附带着他们的家人——真诚与悔恨不是说出来就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而是要行动出来。以行为洗涮自己的罪过——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罪过’这样的字眼来标榜自己的人生处世，但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你这里理所当然的事却在别人那里是伤天害理的。看着曾经在自己手下屈死的冤魂，你就是在西藏西部援建了几桩大楼修上几条公路捐几座学校在修上无数桥梁——也有什么意义呢，你真的就像你所说的那样坦然吗？我不相信，那就应该把事情更合理地解决了。有时候，一个穷人最需要什么，孙先生，我可以劝他们不要你的道歉，但他们需要活着。这已经是对于一个自由的人最底下的意志，但这些贫穷的人可以为此都放下尊严。”
“我谢谢你，岳记者，但你不明白的，当时的情形不是那样——我不想说了。我会做出我感到分寸以内的弥补，你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担风险，如果我在法庭鉴定以外运用我的善行做了任何施舍，别人以为我是在救赎我的罪过——相当然地承认了我对民工们进行了屠杀。这些微妙的行为都会成为计算我自己业绩的一种因素，像我们这些处于公众面前的人做事都要讲究策略。我不是狠而是我处于大众面前！”他很冷漠。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还想劝他，我说，“那么与你漫长的一生的悔悟来比较呢，人总是死在你面前了是不是？还是你默认了你的打手们行凶了是不是？有些事做起来得要参照这个世界的一个准则，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得做出一种理直气壮的样子给注视你的人看，你要让关注你的人看到在这件事上面，你就是问心无愧的，你用你的冷漠在向关注你的人们澄清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法律已经证实了的，不管法律公不公正，但都为你作了证——但是你的心呢！”我自己听到良心这样的字眼，我都苦笑了一下，他马上问我笑什么，我说，“是我错了，对于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像你，先生，我怎么能向你要求什么良心呢，你的良心已经被你一生的沧桑气蒙蔽了，你需要的是你处事的能保证你形象的艺术方式，而不是良心衡量下的坦然与真诚。这两样东西已经不值得一个标榜着自己成功人生的人去寻求——也许直到我们的一只脚迈向墓地的时候，我们才能想到也许我们还欠着这个世界一笔债，他是用血去偿还的。或者连这时候都引不起我们的重视。所以，我明白了，我还从上次我们谈话以来就认为我还有一个余地能够不通过过激的手段为他们从你这里讨一点最少的希望，但我还是错估了你。先生，你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些从不曾与我沾亲带故的这几个民工这么上心吗？”
孙志文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再说，“我的良心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也不会将自己打扮成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剑侠，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如果我没有给他们讨回哪怕一点点公道，我还一直要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支持他们做出反应。但我选择光明磊落的方式，对于我们这几次的谈话我在报纸上只字不提，因为我有一个原则，这虽然与你无关，但我必须遵守：那就是如果有人为我显现出一丝真诚，我就不会伤害这样的真诚。就当是我还为这个世界没有泯灭的美好在我自己这里做出一点回应。先生，如果我认为我的力量还能激起像你这种人生命中残存着的一点真诚，我也许太不自量力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样的魅力能打动一个人，但我就会这么认为，我就会认为你的真诚还是有一天在最短暂的时间里，哪怕就是在两妙之间——也还是给了我。这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会支撑我还会为这个世界的公正做一点事——为此，我还是向你说声谢谢！”
我又站起来，孙志文说，“你再坐会儿吧，岳记者，能赢得你的心我很高兴，你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不是一个专门打听人隐私的人，你不像其他的记者，而且我有意向你透露给我的隐私，你还不感兴趣，如果我遇上别的记者，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这是真的。”
“我知道，孙先生，像我们干这一行的人，除了我们服务的报刊还有我们自己的原则，他们那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因为要迎合读者的口味，现在的读者们很奇怪，他们在乎的是名人们的隐私，比如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究竟有多少个情妇，你们是如何共同生活的，我听说你们在除夕的时候还有一次家庭大聚会，这样一年一度的节日晚宴都是这个城市里热议的话题，你真是幸运，先生，连你吃饭都成了老百姓们羡慕的对象。还有就是那些电影明星与歌星引起的绯闻也是人们谈论的又一个话题，当然还有体育明星们，像乔丹他们，当然还有摩根，芭菲特与比尔盖茨！人们通过你们这些公众人物在做自己的春秋大梦。能做梦当然是好的，比不做梦的人强多了。”我说。
“我知道这些人里面并没有你，因为你的兴趣不在这上面，你看到的是除了你自己以外的不平！”孙志文笑着说。
“不是的，先生，我不是那样的人，你高看了我，但我会那样做，因为我借着那几个农民工的悲哀要给你不痛快。你以为我与你作对还不够格吧，还不屑你的保镖们教训我，你不要理会这就会击败我，我知道你的能量，但我还是要那么做。我要带他们去做那种努力，先生，假如有一天我们站在对面，即使我没有一点胜算，我也还会那么做。我不会允许他们要一串眼泪，一串那些自己受到过这样的遭遇的被外人同情的眼泪。就是说我不会激起这个社会的任何捐助及其福利，我要让他们要求这个社会的公正——如果得不到公正，我就劝他们死，他们会那样做的，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那样的准备。一个人活着，孙先生，有的人活着是为了他辉煌的人生，如同你；有的人活着是为了不幸的命运的揭晓，就如同你的那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民工；有的人活着是为了一份安慰，是曾经受过伤害的那部分平衡，就如同我。先生，到底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了我们各自的命运，这已经很够了，如果一个人确定了他一生就这样度过，那他现在死去与将来死去都是一样的，死亡，如果这是我们每个人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命揭开的谜底，人的生命只不过是死亡——这个预期的更加长久的准备，在最不幸的命运里，更长久的时间的不幸只不过将这种残酷延续得更加漫长，这是不人道的。他们这些不幸的人得不到公正那就让他们自杀——对于无限地要受的罪来说，这还不是解脱了吗？”我平静地说。
孙志文震惊地看着我，一会儿说，“你真的很让人恐怖！”
“我已经准备好了，先生，你就等着我出招吧，是的，应招的人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怎么做。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消息，但我还是想让你知道！”我看着他的眼睛说。
“什么事？”孙志文怀疑地问。
“是那个叫楠楠的女歌星有关的一件事，大半年前，那个女歌星爱着的人已经破产了，他妻离子散，一无所有，都是因为你的原因。我调查了这件事，这个男人是一年前那个乐队最主要的成员，其实并不是那个女歌星，那时候这个男人已经与人结婚了，但刘楠爱上了他，那晚你带人到夜总会去闹事的时候，他不在场，但刘楠被抓走后，他一直为刘楠的事奔走呼号，想和你打官司，但他请人写的材料都石沉大海，沓无音讯——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那并不是这个男人爱上了刘楠，他是她的表兄，他也不是处于他们的亲属关系，他为她做这些事完全是为了一份集体的利益，他没有将她当外人。这就是所有的原因，他单纯地想的是他不能容忍这样耻辱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但他的妻子误会了他，以为他爱着的是他乐队的主唱，而不是她，所以她带着他的孩子离开了他。他为了给刘楠打官司，已经倾家荡产了，但刘楠——就是那个摇滚歌手却什么都不知道。孙先生，这就是我要向你说的，我已经告诉你了。刘楠没有爱错人！”我有点激动地说。
“你，你是什么人？”孙志文忽然问我。
我一惊，难道我就这么暴露了吗？“我？”我笑笑说，“我是记者岳阳啊，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什么隐私能难倒他们呢！但是这并不是我要写到报道里去的内容，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的是我还有一个佐证想告诉你，你无端地伤害了一个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你甚至不知道他的所有意图与所做的让自己变得一无所有的那种极端的努力吧——用不着你去做，甚至还用不着你告诉别人怎样处理这样的小事情，这种针对你的小事情用不着你出面，你的鹰犬们，包括法律，报纸，舆论就替你干净地做完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打扰你，我说这个是想让你知道，先生，其实有些事情你还不一定完全清楚，就比如还有一部分你引起的或者是说你带来的悲哀你还全然不知，你难道明白还有这么一个人因为与你打官司就将自己搞得一无所有了吗，现在他也沦为民工了。而一年前他是个歌手，是那个乐队的主唱与灵魂。如果没有一年前你的介入，这个乐队很可能甚至都走向全国了，有时候像这样置身于娱乐界的乐队，只要他们有才华，他们还有听众，他们还是有机会的，你有可能太自信钱了。有时候，先生，钱能做到的东西，别的东西也会做得到，比如真诚还有才华什么的。但你除了看到钱以外别的什么都看不到，这会儿，连一个人的基本原则都觉得那太轻微了！”
孙志文底着头随着我给他讲述的这些事情陷入了沉思，我再说，“如果那一次不是你无故介入，如果那一次那个女歌星自动退出，那几个男子组合的乐队还可能会走下去。但是你的介入破坏了那种气氛，任何人都没有再为自己的梦想想入菲菲了。算了吧，先生，我说这一切你也许不太会明白，你有你的衡量标准，你不仅撕碎了那几个年轻人的梦，还亲手毁了他们的人生！你到夜总会那种地方不是去听音乐感受气氛的，其实你错了，流落到那里也有最用心玩音乐的人，他们最真诚地演绎他们自己的心灵、风格与才华。你知道吗，那个夜总会的那个乐队，他们唱的都是他们自己写的歌，那些歌都是那个想与你打官司的如今已经破产的那个男人写的音乐。”
孙志文一直没有抬起头，他的双手交叉在自己的脸面前，一直我离开的时候他都做那一个姿势。
后来我听那个叫安岳的保镖说，那一夜孙志文就回到了刘楠住处，将我写的还有吴兴安写的有关他的报道拿给刘楠看。刘楠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我一直没取笔名，一直叫本名。吴兴安发新闻稿的时候用的是笔名。刘楠便向孙志文打听这个叫岳阳的记者的情况。孙志文一一告诉了她，还向她告诉了那一天我给他讲的王亚杰的所有的事情。刘楠听罢掉下了一串眼泪。刘楠哭着告诉孙志文，这个叫岳阳的记者也许就是她的乐队里的一位吉它手。刘楠说，“那时候他爱的是我，王亚杰不爱我，我知道，孙先生，你别介怀，因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我们乐队的人都是你的受害者，没想到我表哥都为我落魄到那种地步了，我还一直怪他呢！我知足了，孙先生，但是我求你放过他们，放过这个记者，就当是他不知轻重吧！”
孙志文伤感地说道，“阿楠，你将我孙志文看成什么人了，现在是这个记者不放过我，而不是我不放过人家。原来是这么会事，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一定与我过不去，原来是这样！”他坐在刘楠身边，忽然拉着她的手说，“阿楠，没想到我无意间伤害了这么多人，看来我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我怎么从来没看到呢。我也伤害了你，我近快兑现让你成名的承诺，但是你心中留下的耻辱就请你原谅。我过几天就到广州去谈妥这件事，我注入雄厚的资金与公司和你签约。这就是我能够为你做的，如果你感到跟着我的这一年时间让你不堪回首，那你就在那边找你自己的幸福，你是自由的。我能给你的就这些了，比起我在你身上毁了的，这点远远不够，但我还能怎么做呢？我注入到唱片公司的资金全部划到你的名下，做你在唱片公司的股份。阿楠，如果你想，我马上起程，就这件事尽快地办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