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说，“你没事吧，岳阳？”
“我有事，可能下一个跳楼的人就是我。告诉我，师姐，我朋友是不是真的死了？没准儿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死过一会吧，她也有可能会参加这样无聊的把戏来欺骗我吗——这多么可怕啊，这个世界上我到底应该信什么信谁——自始至终只是我扮演着傻瓜的角色吗？”我把脸埋在我的手里，我不想再看见人了。
师姐看见安慰不了我，拍拍我的肩说，“你冷静一点，秦主编与社长都觉得这次能吸引到别的媒体，还把广大读者吸引过来，你的功劳最大，说你配合的很好，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岳阳，这是我们的工作，你一定得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好了，你自己冷静下来吧，状态是别人帮不上忙的，只能靠自己！”说完她走了。她走后，我就大哭不止，我羞耻伤心绝望悲哀，所有最惨淡的情绪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我心头，唯恐减轻了对我苦痛的折磨。
现在我还能信谁，我如此被蒙骗的这种折磨让我彻底绝望了，我忽然那么想吴兴安，如果我找得到他，我就会把我心里的苦向他说说，没准儿他能感同身受。我打电话给王亚杰，电话通了，我说，“亚杰，我受骗了，我不想再活着了。”
王亚杰紧张地问，“你到底怎么会事，你别紧张，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会事，你在那里，我去接你，你等着我！”这个善良的人还是那么在乎我，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了他，半小时以后他来了。我站在报社门口迎接他，一见他，我就奔向他的怀里大哭不止。王亚杰拉我到不远处的一个茶馆里，我们进入一个包间。我把我所能知道的所有事都向他和盘托出，我还说了我心中最大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刘楠也许还活着，刘楠的死是不是也是一种伪装？
王亚杰迟疑片刻说，“刘楠的诈死会不会对孙志文有用！”
“可能对刘楠本人有利，她还是一个女孩，才二十二三岁，她想着用这样的方法脱胎换骨，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告别，她不是要去唱歌吗，她怎么会自杀呢？”我分析道。
“你见她的时候你感到她有自杀的迹象吗，从她的言语之间有没有消极或者不满足的那种极端情绪流露出来？”王亚杰问我。
我摇摇头说，“我没看到，我觉得她虽然不开心，但是不足够引起人的自杀倾向。亚杰，我的神经是不是受了刺激，是不是有点衰弱了？我是不是多疑了——我被骗了这么久，我工作的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是骗子，没一个是真的，也包括那帮断腿瞎眼的民工，他们那么可怜，怎么也要骗人呢！”
“只有他们的骗是最无奈的，他们还有一个家等着他们，他们得做出选择，岳阳，你可以不原谅任何人对你的责任、真诚、感情与正义感的欺骗，但你要原谅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可以伪装感受，但他们的截肢，不久将来的失明，那是伪造不了的。”王亚杰说，“因为我正做着他们那样的工作，我知道其中的艰辛。他们宁愿配合付给他们钱的人而负一个为他们的不平积极奔走的人，也不能负他身后的家庭，一个人都有事情轻重大小的选择与权衡，岳阳，因为这就是生活，是无可奈何的！”他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
我的眼里又流下一串泪，他抓住我的手说，“别难过了，回来吧，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从头再来。”
听着他的话，我便又想起了一年以前那段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岁月，我们尽情地唱歌尽情演绎我们自己的音乐，我们那么真诚那么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是那个夜总会里最真诚地演绎自己人生与情感的音乐人。想着这些我泪如泉涌。这一连串的打击已经消耗了我的信心——怎么，这个世界上连人的正义感都要被骗吗——我是怎样天真的一个人呐，这种天真就那么表现得没出息——我都快三十岁的人了，我什么时候才真正长大。难道我没有一个分辩真假的智商吗，我还那里有希望，我不如就这么死了算了。我消极地想着，泪又没出息地流下来。
“别怪自己了，岳阳，因为这不怪你，人真诚是因为他还给得起真诚。”王亚杰诚恳地看着我说，“给不起真诚的人就是将事实摆在他面前，他也会怀疑它的真假。保留生命中的真诚与单纯，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恰恰说明拥有它们的人也拥有希望。岳阳，不要把自己的受骗当作是坏事，因为它不是坏事，有些人不靠城府与世故活着，而是用自己的真诚活着，他便活得快乐——我们是一样的人，岳阳，我们的事业不在如此狡诈的算计与陷阱里，什么人生来便有什么生活方式，我们的方式不适合设计圈套进行生活，我们太不擅长了。所以，我还是想请你，我们一起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有热情，有才华，有真诚，有这些就有了一切——但是你得答应与我一起做啊！”
我点点头说，“我答应你，亚杰，我们再开始，你说的对，什么人生来便有什么生活方式！”
“别再对刘楠的事操什么心了，如果她真的是诈死，那样的选择只能说明，她已经从属于我们的记忆里抹去了印痕，现在剩着的就是那份印象罢了。不管她有没有死，我们如果有心就从记忆那里用来怀念她——我们别去求证她的生死，因为既然她那样选择，她一定有她的道理。”王亚杰再说。
我点点头说，“等我冷静下来后，我们就再建乐队，他们两个还与你有联系吗？”
王亚杰点点头说，“有的，他们一直在一起，也在一个乐队里，但他们非常不开心，他们与那里的人们配合不默契，主要是他们无心逗留在那里，他们也怀念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那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令我如此处于难堪境地的那一张张丑恶不堪的虚假的嘴脸。
但除了我之外，他们每个人都表现得如此开心。广场上搭建了一个临时舞台，红地毯从楼梯一直铺到舞台上。主席台的当中央坐着一个男子，看上去有些庄重，这个男人的右首坐着的是江少波，左边就是孙志文，哦，对了，中间那个男人可能就是周凤翔，看上去他和孙志文年纪差不多大，江少波可能小点，不过这个周书记远没有江少波英俊，也没有像孙志文有魅力。他坐在中间，在形象与气质上与左右两边的人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江少波与孙志文两边还排着很多人，还有不少女的，那有可能是他企业中的高层，有一两个我认识，就是市宣传厅的那几个科长什么的，收卖报纸新闻专栏的那几个人。
有不少记者分散在主席台与台下，有摄像师在调镜头的聚焦，有的用数码相机对光。这些记者里面也有我的师姐。我看见那几个医院里接受治疗的民工在台下的嘉宾席上安详地坐着。嘉宾席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现场已经有不少人，在台下嘉宾席后面的椅子上坐着。我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看着这一切。
一会儿，有个女人拿着麦克风说，“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今天是本市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孙志文先生为几个因一次施工事故受伤的工人敬献人道主义立场的一次例行现场会议——它之所以有必要兴师动众地举行是因为借此机会，孙先生本人及其他的企业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那女士说着，扬起一卷报纸又说，“不久以前，报纸发起了对孙先生个人的一场讨伐，说这几个工人是孙先生雇佣的人受到孙先生的支使无故打伤的，还说是有几个打手还打死了几个人扬长而去。这位记者还要怂恿这几个农民兄弟控告孙先生，据后来这几个受伤的人士称，这位记者还为这几个人写了一份控诉孙先生的材料，让他们上京，还出主意说要将事情闹大，如果达不到效果就放火自焚，还鼓吹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光明，与其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让他们都抱上这样必死的决心。那么朋友们，澄清这件事，是不是这位记者从心造谣生事，还是确有其事，我们就只能当场询问当事人了。我想请孙先生回答这一问题。”
虽然所有的不利的证据都指向我，但我并没得到邀请，我就最耐心地听下去了，因为别人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就是那个写了报道的记者，如果他们要是知道这个不法的记者就在他们之间，他们一定不由分说地走过来当场将我暴揍一顿，将我打得半死不活。我也是最耐心地去看这一幕幕奇怪的在当众编排出的真诚、感动与深情！我还有幸能目睹对我的讨伐，如此赤裸裸的伪善的却是最深情的讨伐——因为一会儿那样的场面就会出现，不屑我着急，我会看得到。
台上那记者走到孙志文面前问道，“孙志文先生，面对有关你个人声誉与你企业信用的问题，我们当然不知道报上的报道是不是真的，但你为什么对这样的报道一直采取容忍态度，一直回避不加以制止呢，你当时是怎么想的？”那记者将麦克风举到孙志文面前，孙志文想了想说，“我觉得没必要理会这样无聊的事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到时候，对于无辜的人，事实会还给我清白。我对你说我清白，大家也不会相信，对于那个诽谤我的记者的问题，我想请人替我回答，可以吗？”孙志文风度翩翩而礼貌有加地问。
那记者感觉良好地对着孙志文说了声，“可以！”然后记者又把麦克风举到孙志文面前。孙志文说，“我请当事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就在嘉宾席上，是我受伤的农民兄弟。”嘉宾席上的一个人已经站起来，我从背部猜测，他可能就是脑袋上受伤的那个男子，这时候他的绷带已经取走了。我站的地方只见到他们的背，我没法见到他们的表情，但我想看看他们的表情。又怕这样冒然去看他们，会让观众认出我来，我就会有危险。
那记者从容镇定地款款走下舞台，然后来到嘉宾席上走到那个站起来的农民身边说，“你好，那请你谈谈那一天的情况好吗？”记者又把麦克风举到那个农民工的嘴边，那农民说，“好的，那一天确实出了事故，是卷扬机出了故障，上边有几个人，他们跌下来，下边有一架电锯正好作业，我们一个人的腿就恰好落在电锯上，就是他——”说话的人指了指截肢的人再说，“我的头受伤了，还有几个下边的人也受伤了，受的伤轻重不一，还死了三个人，因为卷扬机下边也有人作业！”
那记者说，“谢谢，谢谢——原来是这样，那有个记者给你们写材料是怎么会事，你能说说吗？”
我在后边看到那农民工在一个包里掏什么东西，一会儿他拿出一个东西交给记者，并且对准麦克风说，“就是这卷东西，这是他自告奋勇地写的，还交给了我们说是如果要上京就要选定一个让京城里的人感兴趣的主题，否则这个时代悲哀太多，不会因为死伤几个农民工就会引起北京那帮遗老遗少们的注意力，还要我们将事情闹得最大，如果可能的话在外国记者面前诉说我们的苦衷，他说国外的驻京记者一般都会听得懂汉语——如果没有人管就让我们自焚，以便给舆论造成气势。
这就是他要我们做到的。”
他说的时候，那记者在翻看我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