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样，我的记者生涯彻底结束了！”我平静地说。
他在沉默，我不知道他到底想些什么。我也将双手交叉放到头后面想躺下来，他向外移了一下挪位置给我，我躺在他身边。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正望着天花板，一副充满心事的样子。
我说，“没给你带来压力吧，因为这样浑沌的悲哀太深厚太茫然了，最大最坚强的力量都无法捅破它，它就如此弥漫在普通生命的周围腐蚀着人的意志与勇气。加林，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没想到那几个农民工真的是被打死打伤的。”高加林叹息了一口气。
“据我后来调查，那死了的几个人是被孙志文的同行派来搅事的，想把他们负责的一些事务搞砸，然后在工程质量上做些文章——在孙志文的业务信用上摸黑。也并不是那几个农民工去拍马什么的，他们就这个问题先吵起来。
然后大打出手，但被打伤的几个别的人不明究里，前去帮忙同伴，就被打伤了。是啊，他们罪不致死却死了。
那几十万块抚恤金也还不是孙志文一个人出的，他的仇人怂恿死者家属去控告孙志文，孙志文反而将掌握的证据拿给死者背后的支使者，反而用这些证据去控告那对手，最后他们息事宁人，达成协议，共同承担了这笔费用，还为孙志文做了慈善义举的广告，顺便让他戴上了那项年度经济人物的桂冠。
加林，这其实就是他业务中小小的一个插曲，他涉及到各行业中还有很多不公正与违法的事都值得新闻界报道。但说真的，这个人也创造了真正的价值。”我再说，“我曾经痛恨那几个出卖我的农民工，但后来就原谅了他们，那个截肢的男子的话时常萦绕我耳边，他们是无奈的，他们那样做不止是为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家人——这是一个悲哀而痛心的选择。
我原谅了他们，因为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个世界只有处于他们，也是现在的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们依然是最贱最无奈最受人摆布最没有人权。
我们依然如此最贫贱地活着，遭受这个世界的无限欺凌、蒙骗与各种打击。
就如同那几个被打伤的农民工一样，他们明明是被无辜打伤打残疾的，还要在媒体面前装出一副受到莫大恩惠的样子，就为了那一笔大家等着活命的抚恤金。
因为这个时代的媒体就需要让受害者作出一副受恩的模样；因为这个时代的关注新闻的麻木不仁的民众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看到惨遭最不文明的迫害的无辜的痛苦不堪的人们身上的文明印痕；还因为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杂志要用这种踩着最悲哀的人们的尸骨与受伤的残腿瞎眼讲成感恩、伪装演绎出来的感动与人间真情来提高读者群，提高收视率，还要卖杂志。
其实在那件事上面，只要冷静地想一想，比起我受的打击委屈，那几个农民工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多，那几十万块钱就卖了自己——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他们有办法还干吗背井离乡出来打工，出来遭受这样不公平的欺凌与压迫。加林，不说这个了，说了还会让我生气！”我又有些激动了。
“岳阳，真的是想不到啊，怎么会这样呢？”加林还是受到了打击，他的信念与世界观在瞬间倒塌又在瞬间组成了另一个样子。
“怎么不会是这样呢？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正义存在，但是正义在什么状况下才能被当事人接受。
正义最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它应该当事人的生存线以上存在，我们才要谈论它，才要求它，不能在贫困潦倒时还要奢侈它，最穷的时候，就是你有，想要出卖正义来便钱，也没人要你的正义，因为人们从你的状态上对你的人格，自尊，起码的德性上面都会对你产生怀疑——怀疑你是不是一个最拙劣的小偷，会不会因为饥饿而偷别人碗里吃剩下准备喂狗的东西。
加林，我做出的这个结论所讲的这些并不是解放前的事情，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情。它是真的！”
“原来报纸是这样的！”高加林再说，“原来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黑暗与腐败。”
“你们军营里可能不出现这样的事情，在所有人的眼里军营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也是唯一神圣的地方，那里寄托着太多属于年轻的心灵的梦想——我也一样，儿时，我就幻想，如果这一生我能去当兵就太好了。
但是这样一个梦想竟然没有实现。加林，那里可能不一样！”我看着他。
他摇摇头说，“我不想说了，岳阳，并不是我想保密，而是不堪回首。
不说别的，就九八年那一年，我的战友们在抗洪中牺牲了太多，但是军区嘉奖中竟然没有他们的份，司令员提都没提过他们，他们就像根本没有存在一样，他们甚至都没有尸骨，他们都被浑水冲击的淤泥掩埋了。别感到生存于这个世界，你就能幸免腐败黑暗的冲击，没有那样的天堂，岳阳，军营也是不能幸免。军营里的提干，士官名额——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每个人斗智斗勇，却在下一个瞬间里就分晓了高低，胜者欢天喜地，败者垂头丧气。别看平时大家都能玩到一起，训练，政治学习都那么融洽显现着动人的战友情谊，但是在最需要赢利的时候，就要在刀刃上露出绝技——算了吧，岳阳，我也是军营里出来的人，什么我不知道！”加林还在望着天花板，他就像被人惹哭了的孩子那么无辜。
他问我，“岳阳，你还去洗浴中心吗，我是说你会不会还会？”他不知道这个字眼怎样说出口。
我摇了摇头，“不会的，我不去，只是我那些债务怎么办？”
“总是有办法的，别对生命失去信心，岳阳！”
“办法在那里呢，办法也许有，但我已经不想了，很多事情我已经明白，我说过，有些生命生来就是为了揭开一个谜底的，我不想再揭开了时还要去煎熬，那不需要。我一直最清醒地知道，现在让我能活着的就是我的债务，再也不会是别的什么！”我再说，“债务其实无关紧要，加林，十几万对我来说并不多，我很快会还上的。但我再也不想其它的了。”
“你就不能不这样想吗，岳阳，什么是你心中的那个结？”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向他笑了笑说，“有时候让生命安息其实是一个最佳的状态，那不是我疲惫了我痛苦了，而是我想平静。
人间的纷扰已经不能影响我了，这不好吗？”
“不是的，岳阳，没有痛那里又来向往，别这样！唉，人活着真的不容易，那么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他看着我再问。
我说，“我离开报社以后，就去找王亚杰，然后我们四人又重新组建了乐队。
我们全新调整了我们音乐的风格。
我们走的是抒情路线，这一次王亚杰任主唱，我们三个人弄乐器，有时候还合声。
王亚杰真的据有音乐天赋，他经过了那段时间妻离子散与刘楠的离世的心痛，他的音乐便带上了伤感的古典的格调，有复古倾向，我给他的音乐填词。
其实，加林，一个人的生命中只要确定一个主题，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充实而愉快的。我们又找到了当初的感觉，我们在台上又尽情地演绎我们自己的真诚自己的风情与自己的爱。
那时候我们中间除了王亚杰，我们也都快迈入三十岁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的人生已经给了我们自己的认识，这对音乐主题是好的，当音乐里融入我们自己的个性与心情时，我们的音乐才活起来了，才有了我们自己的风格。
那是一种只能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把同样的曲谱拿给别人，他们也弹不出我们的那种感觉。
我们有一天发现我们尽显了我们各自的才华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像个小孩子似地拥抱到一起笑个不停。
我们还一直在当初的那个城市里租场子演绎，或者与夜总会，歌舞场里签合同演出。我们成了一支专业乐队。王亚杰还翻唱了起初刘楠的歌，那其实也是我与王亚杰创作的歌，他唱时却不摇滚，成了抒情的老歌了。那段——带动起的自己的风格，这也就是我们在乐坛半死不活地走过几年的秘决。后来，我们乐队还是解散了。
因为我们的贝斯手病了，没过多久他就死了。他叫高辉，比我小一岁，他临死的一周以前他还在演出，他微笑着说，他是为了音乐而活着的人，他宁愿死在舞台上。他除了精通贝斯与吉它，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萨克斯手，他还专攻过笛子。
在他离开的前一个月，我们专门为他刻录了一盘展示他全能音乐手的音乐专辑，都是我们自己的歌。他演绎得行云流水，就像散步那么从容。
他始终都是高兴的，始终那么开朗。那个音乐辑发行的不多，只有他的亲人与好友们珍藏着，想起这些，就让人难过，真是情不自禁啊！”我的眼泪不由地流下来了。
我再说，“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有一张英俊的脸，还有一抹时常微笑的温柔的性情，他用如此明朗的爱的意念注入我们乐队一股无法替代的活力，他有一股敏锐的对音乐的捕捉，他理解的音乐与我们大家不一样，其实谁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风格，但我们就是将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此默契地配合到一起，缺少了谁都缺少了那股纯正的味道。
他得了肺癌，他太年轻了，而且如此才华横溢，他死时与他一直没结婚的女友哭得死去活来，她发誓要跟着他一道离开，因为她怕他寂寞。
那一年他刚刚二十九岁。在火化厂里，我们看着他渐渐地化作灰烬，我们的心痛得就像生生地割碎了。
“高辉走后，我们三个人维持着乐队，但我们在演出的时候甚至带上了情绪，有一次，与高辉非常要好的吉它手何希敏忽然弹着弹着就哭得一塌糊涂，他弹不下去了，他都蹲下身子，电吉它也摔在地上，他都不顾观众，嚎啕大哭起来。
有工作人员将他拉下去，我一个人为王亚杰伴奏，他勉强唱完后，向观众谢幕就下台，我们来到后台。
那里何希敏冷静多了，他说，我忽然想起以往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有我们三个人伴奏，还合音，但这会儿高辉不在了，永远都不在了。
我想起在我们合音的时候他微笑着私下里搞了个小动作，我忽然就想起来了。还有刘楠，这首歌还是她唱的，我想起她那带着野性的唱摇滚的那副样子，她答谢众人呼声的属于她的样子——我们的乐队从开始走过来，都已经走了两个人，快走了一半了，一个人的生命力就怎么那样脆弱啊，岳阳，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刘楠走了，高辉为什么还要走？他的泪汹涌而下，我将他抱在怀里安慰他说，别难过，如果我们真的爱音乐，那只要乐队还存在，那他们就不会走远，我们的音乐里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爱是不会随着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会言轻会消失，希敏，要对自己的爱与感觉有信心。
“但是自从高辉走后，我们大家都消极了，高希敏爱上了酒，王亚杰的音乐里渗透了厌世之感，要不他写出的曲子里有着一股悲伤的消极的感觉。他以前的曲风已经够伤感了，但高辉走后，他的音乐更加无法歌唱了。
王亚杰有一天忽然说，岳阳，希敏，我们的乐队可能到头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活力，活力一旦失去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留恋又有什么用。
好了，大家开心点，我们就把今晚的这一台演出做为我们最后的祝愿，但是记住，大家要保持冷静，我们的生命中暂时地只剩下音乐，除了音乐先把别的东西全部放下，你们做得到吗？
“我和何希敏相互看了一眼，我们虽然难过，但还是振作起来，我们都点点头。那个晚上是我们音乐生涯的终点，记得那天天空很明亮，翻星点点，那么平静，祥和，微风拂过，那么温暖。
白天我们将需要演绎的音乐都经过精心的筛选，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最经典的歌，我们还在那夜唱了很多著名的歌，其中就有这首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我们安静而温暖地唱着情歌，这种演唱风格大受欢迎，这几乎是我们的专场，因为我们的音乐很吸引人心，整个夜总会里老板再没安排其他节目，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台上演绎，那是我们乐队整个的高超。王亚杰唱到尽兴处，流着泪，我和何希敏陪着流泪。
观众们始终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一再地谢幕，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离开，我们将一小时的专场演出延续了五个小时。
这次小规模的演出，却被一个恰好在那里路过的音乐人看到了，他觉得我们这个乐队很有潜力，他想捧我们。
经过协商，王亚杰与高希敏都到他那里去发展了，我没去——我没有去，让那个音乐人非常惋惜。
他说我们三个人缺少一个人就缺少了一个整体。
但我没去，我已经不适合那样的心情了。
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一样，我们只要在音乐中存在一天，那些先逝者们就会折磨我们一天，我想得换个环境了，人的一生中其实用不着一定有一个好的前景我们才要去追求，我玩音乐只玩它的尽兴，除此之外，那里还有吸引力？就这样，我的音乐生涯彻底地结束了，我想我这一生中再也不玩它了，不会将它当作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