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会儿又说只有一万。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因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是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妄动。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佬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但张勋却异常倔强，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我于六月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面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通电发出，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入荷兰使馆。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