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到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