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儿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地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罢?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有###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