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见所未见的。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市口尤其显得拥挤。我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拥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惟恐交不及的样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劳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地图。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入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英国朋友真替我们操了不少的心!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们操这样的心，已非一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所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