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为袁恃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煞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共总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