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世，聪明见机。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绝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候，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鲁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