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初，韩歆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持之为不可，陈元争之而不从。哗然而攻之者，
如此其众也，岂非变于始者难为力乎？……至郑君康成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所注诸经，皆两汉之不立学官者……于是天下皆靡然从之，
矫之者独一王子雍耳。……及魏、晋以还，郑氏之易、书、诗、礼，服氏之左传，始立于学官；延至永嘉之后，西京立学之书，遂扫地而无余。此学术之一变也。西汉至魏晋为一变魏王辅嗣以空言讲易，好异者竞相祖述，未几而杜预之左氏春秋出矣；又未几而梅赜之古文尚书出矣。东晋太兴初，周易王氏，尚书孔氏古文，左传杜氏，各置博士一人，而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竟省而不置。自是而后，南北分裂之际，
好尚互有不同。江左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易、书则郑康成，左传则服子慎，诗则并主毛公，礼则遵郑氏。盖天下
攻之者半，而从之者亦半，其风会又不同于魏、晋之初矣。唐贞观十二年，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用
梅赜所上孔氏传，诗用毛公训故传及郑氏笺，礼记用郑氏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天下始靡然从之，而郑、服之学寝微。唯资州李鼎祚撰周易
集解，少存汉晋以前之旧，所谓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毅然而持之者，如此而已。
此学术之又一变也。魏晋至隋唐为又一变由是而行之数百年……陆务观所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啖助、赵匡，舍三传而说春秋，时人未
之或从也。宋刘原父七经小传出，稍稍自异于传注。嗣是有疑及系辞者，有排及诗、书序者，王文公导之于前，朱文公应之于后。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
，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按：次仲单据礼器一篇解学、庸，谓圣人之
学只有一礼，不悟礼器亦小戴之篇，五经非一礼可尽。则其为学取径，亦何以全异于所讥？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
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而浚仪王氏、金华范氏数公者，尚能以旧说自持者也。元仁宗皇庆二年，
诏易用程氏、朱氏，尚书用蔡氏，诗用朱氏，春秋用三传及胡氏，礼用古注疏，四书用朱氏章句集注。明初因之。此学术之又一变也。唐至
宋明为又一变元、明以来，儒者墨守程、朱，亦犹隋、唐以前儒者墨守郑、服也。元行冲谓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者，则又宁道孔圣误，
讳言程朱非矣。疑之者自陈氏经典稽疑，郝氏九经通解开其端。然其书或守诵习之说，而未安于心，或舍传注之文，而别伸其见，学者咸以诡
异视之。清代汉学渊源固陵毛氏出，则大反濂、洛、关、闽之局，掊击诋诃，不遗余力，而矫枉过正，武断尚多，未能尽合古训。元和惠氏
、休宁戴氏继之，谐声诂字，必求旧音，援传释经，必寻古义，盖彬彬乎有两汉之风焉。按：此段述汉学渊源，本出明人，西河而下，并及惠
、戴，诠次脉络，最为分明。本书论东原学术渊源一节，其意次仲早言之矣。浮慕之者，袭其名而忘其实，得其似而遗其真。读易未终，即谓
王、韩可废。诵诗未竟，即以毛、郑为宗。左氏之句读未分，已言服虔胜杜预。尚书之篇次末悉，已云梅赜伪古文。甚至挟许慎一编，置九经
而不习，忆说文数字，改六籍而不疑。当时学风之真态不明千古学术之源流，而但以讥弹宋儒为能事，所谓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将有不
可胜言者！嗟乎！当其将变也，千百人哗然而攻之者，庸人也；及其既变也，千百人靡然而从之者，亦庸人也；矫其弊，毅然而持之者谁乎？
文集卷二十三次仲此文，论风尚流变，极似同时章实斋，论汉学弊病，极似稍后陈兰甫，而次仲又有志于矫其弊而毅然持之之人也。其辨学篇亦言之曰：
弟子问于博士曰：“……今天下争言学矣。易以辅嗣为异端，书以古文为赝作，毛诗以淫奔为非，左氏以杜注为凿，此唱彼和，一唯百诺。至于考其居稽，核其闻见，则彖、象、系辞所云，典、谟、誓、告之文，阅之未能循也；三百十有一篇，二百四十二年，读之未终卷也。甚
且忆说文数字，挟许氏一册，轻诋先儒，妄改古籍。忽公、谷之易，屏之而不视焉；畏礼经之难，束之而不观焉。岂其言之果可从欤？抑浮薄
不足效也？……博士瞿然而答曰：“善乎吾子之问也！今夫……学术之变迁……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之，千百庸众忿而争之；及其既
衰也，千百庸众坐而废之，一二豪杰守而待之。故肆力于未盛之前，则为矫枉之术；攘臂于既兴之后，遂为末流之失。子徒惜寿陵之失其故，
不知固无伤于邯郸之步也；徒诧丑女之惊其邻，不知无害于西施之真也。昔者汉氏诸儒，专己守残，十四博士，立于学官，同源别派，互相讥
弹，非所师承则必毁，殊所授受则必刊。于是郑康成、服子慎之徒，破其藩篱，抉其门户，郁而未明者为之探索，伏而未发者为之训诂。故其
论撰诸家，皆西京儒者所未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