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使民嚣然而不靖者，皆礼之流失为之也。礼论中又曰：
或曰：“礼不行于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于俗，扰及天下，而终不可行耳。”是不然。顺人情而制礼，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
求合于古，亦何不可行之有？……盖人情所甚不便者，莫过于无节。无节则贫贱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贵者亦终不能以自畅。即如一送终也，
饰以彩缯，盛以鼓吹导从，甚且杂以俳优百戏，而又荡然无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从颓俗，此岂人情之所乐哉？……有圣人作，察人情之所
便，事事而为之节。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见天下之人从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礼论下自戴东原以来，学者相戒恶言理，而以礼代之，里堂、
芸台、次仲其着也。周生与诸人同时，于此未能自外，然其言礼，主今不主古，主社会庶民不主朝廷君相，其议论发端于人情世故而不重穷经
考核，亦其异也。周生成进士，芸台为其座主，两人又为姻家而论学谔谔不苟合，芸台亟称之。其同年陈寿祺恭甫，推为于越士足以蹑梨洲而
跨堇浦，见寿祺所为墓志铭其见敬于时贤如是。惜其多病不寿，未能极学力之所至。其卒岁，正江郑堂在广州督署刻行汉学师承记之年，而继
此有方植之着书盛毁汉学，其论乃颇近于周生焉。
仁和汪家禧，字汉郊，亦肄业诂经精舍，遗着有东里生烬余集二卷，其儒与二氏出入论，谓：
天人五行，汉人亦语幽微；郑氏注经，先后异说，论学者不闻以驳杂斥之。且泥章句训诂而荒实行者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赅备，伪学
之禁，宋为失人，后世和之，谓道学亡宋，何昧昧欤！统论之，儒有郑而经明，有韩而用彰，有朱而体立。近世讲义据之学，碎义逃难，繁则
生厌，必有以空悟济者，防不可不豫。此防空悟一说，与方植之同见。
又与陈扶雅书，谓：
近世雅重汉学，妄论真汉学亦不尽传。孟氏之学，当时已有微论，况历久至虞氏，按例推文，直如科曹检牍，比拟详定，恐经旨不如此破
碎。郑、苟同学费易，何以立说又不同？郑从马学，何以与马又不同？焦、京同原，而卦林灾异何又不同？出奴入主，究何定论？尚书力辟古
文，妄谓今时伏、郑本文久已放失。近世复古者，所本仍用伪孔，即郑注无有者，仍不得不用孔义以通之，用其说而辟其书，何足令人心服？
诗四家同本荀卿，一堂受业，纵有异同，何至大相楚越？恐今世所传，未必尽经师本旨，或出陋儒附益，必欲一一信之，真所谓陈已弃之刍狗
矣。妄谓汉儒经学，以适用为贵。诸大儒之书，皆当各存其宗旨，而不必割裂以附遗经，又不必曲说以添胶结。至于唐、宋以来，名儒接踵，
各有精微，亦当一一参稽，断不可概为抹杀。如必限代读书，则太仓、历下，用其说于诗文者，今复用之于经学，恐千秋定论，断不能废程、
朱而但遵伏、贾也。且今时最宜亟讲者，经济、掌故之学。经济有补实用，掌故有资文献。无经济之才，则书尽空言；无掌故之才，则后将何
述？高冠褒衣，临阵诵经，操术则是，而致用则非也。班史无韦贤，邺都无王粲，精专则是，而闳览则非也。魏默深经世文篇卷五亦录此文此
亦自经术转而为经济、掌故，识趣堪与周生并驾，骎骎乎薄梨洲、谢山之藩篱矣。诂经、粤海，皆汉学最盛结集也，而歧趋异论如此，不足以
觇世变乎？又按：东里生烬余集卷一六艺流别论，亦主成周官师合一之说，与实斋文史通义相似。汪与王宗炎交好，必有闻于章说也。余观里
堂、次仲、汉郊诸人持论，与章氏相通者甚多，实斋思想议论，其影响于当时者已至深矣。又桐城胡虔，字雒君，为广学篇，谓：“国朝通
儒硕学，鉴宋人之失，义不敢臆造，语必有据依，疏通证明，以求本始，洵汉以来说经之盛轨矣。乃风会所趋，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近
不妨弃其精华，古则必珍其糟粕，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夫以子夏之学，传为田子方、吴起，彼二子之言，果圣门之绪论乎？且推崇叔重
，诟厉紫阳，几于万口一声。而撰述之体，博引繁称，以多为贵，一字之偏旁，音训动辄千言。以古准今，事穷则变，不数十年，知必有厌倦
而更张之者矣。”胡以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年世与汪相若，议论亦相似。胡氏曾游鄂，与章实斋同修湖北通志，相交契，宜其识议及此也。
方植之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咸丰元年辛亥，1772－1851年八十。尝学文于姚姬传。阮文达督两粤，延修广东通志
，又授经文达幕中。着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两书，皆讥弹汉学。
方氏论学大要植之评汉学大意，备见商兑一书，其序例成于道光六年丙戌，是年乃文达在粤最后之年。仪卫轩集卷七有上阮芸台宫保书，自献其商兑，
惜是书无年月可考。郑福照所为年谱，附仪卫轩后集定着商兑在道光四年甲申，然亦无他证。近梁氏清代学术概论，谓商兑成书在嘉庆间，益
无据要之成书在丙戌前，刊行则在辛卯，又其后之五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