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櫽
栝春秋及五经义例。庶几先汉齐学所遗，邵公所传。”论语注序是子高之意，仍欲遵西汉博士章句家法治论语，而特墨守齐学一途。此其牵强
附会，未能尽当于论语原旨，可不烦举证而知也。习斋论学，本可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相通。戴氏喜颜、李而终归于常州之公羊，此犹如定庵之自实斋而折入公羊也。
惟子高既好颜、李，又治公羊，以求微言大义为帜志，而又拘拘于汉儒之章句家法，颜氏学记成书在同治八年六月，庄棫戴子高哀辞谓论
语注工甫竣而子高死，则论语注成书应在学记后。则面貌虽殊，精神犹昔，终不脱苏州惠氏汉学之牢笼矣。子高尝与友人论学，谓：
世事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之于前，无知之人和之于后，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所
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弊而维圣教在是矣。此札与张星鉴，即据张氏戴子高传转录。
此则子高之意，亦特如方植之、陈兰甫，虽知汉学考据之病，而又恐不治考据则逃于空疏不学，故乃徊翔于汉儒章句家法之下，而特借春
秋、论语以接径于政事。不悟训诂考据可言家法，如干、嘉学者所唱以汉还汉，以宋还宋之论，即以家法治训诂考据也。政事义理不可言家法
，政事义理贵能通今而实践，训诂考据已不够，何论守家法！若言政事义理而尊家法，则其极必近于宗教。其后今文家乃不得不以教主视孔子
，子高所叹势不至流入西人天主教不止者，其实不啻子高之自道也。夫颜、李之与章句家法，此乃绝相违异之两事，子高好颜、李，由激于时
病；而治公羊，则逐于时趋；治公羊而归宿于西汉之家法，则困于传统。颜李与公羊子高智不及此，尚不能辨西汉章句家法与颜、李事物身
世之乖异，而兼信并好之，则子高亦为一不脱时代束缚之学人也。俞樾序戴氏管子校正，谓：“子高，陈硕甫高足，实事求是，深恶空腹高心
之学。”此见子高仍为干、嘉汉学传统也。惟陈氏以家法求毛诗，犹未大失；子高欲以家法求孔子，则失之甚远耳。戴子高之制行又李慈铭
日记：“<同治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戴望子高，湖州附学生，游匄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
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申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则子高制行多可议。大抵道、咸
以下学人，虽薄考据，转言义理，而其行己操心，尚颇有不逮干嘉考据朴学诸先生者。风俗之日趋卑污，正足以证见考据朴学之流弊也。
六沈子敦当嘉、道之际，尚有一人焉，虽不为常州公羊之学，而其砭时论世之风，颇有似于定庵者，其人曰沈垚，字子敦，浙江乌程人。生嘉庆三
年戊午，卒道光二十年庚子，1798－1840年四十三，游京师，馆徐星伯松家，星伯极推其地学之精，然子敦之学实不仅于此。其居京师，为徐
星伯、姚伯昂元之、沈匏庐涛、徐莲峰宝善诸人修书，惟以糊口，颇欲别有所造作而未遂。今其集中有史论两篇，一曰立名，一曰风俗，则子敦论学大意之所寄也。其立名篇云：
名者，功德之符，非崇饰虚名之谓。……古今治乱之故，系于当时之好尚。周、汉而下，大概人争立名则世治，人争殖利则世乱。西京盛
时，争为长者名，东都则以至行过人为名，唐之士大夫以功业济世为名，宋之士大夫以节高古人为名。名不一，而致世治则一。以济世为名，
则随时隆污，惠泽必思及下，故其功丰。以节高为名，则遇贤主，天下受其福；遇庸主，一己守其节，故其望峻……二者虽异，有裨于世道人
心则一也……宋之弱而不可亡，实士大夫砥砺名节之效……若夫殖利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战国之人好利，而焚坑之祸起。魏、晋之人好利，
而刘、石之祸起。后魏宣武后，朝士多贪鄙而河阴之祸起。唐大中后，令狐绹以贿用方镇，而庞勋、朱温之祸起。刘刻落帆楼集卷四其风俗篇云：
沈氏对于当时风俗之记载与批评天下之治乱，系乎风俗。天下不能皆君子，亦不能皆小人。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
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是故治天下者以整厉风俗为先务。卷四子敦二论之意，盖特有感于时病而发。尝谓：
览观史册，于古今利病，亦略识其梗概。今日风气，备有元、成西汉两帝时之阿谀，大中唐宣宗年号时之轻薄，明昌南宋时金章宗年号、
贞佑金宣宗年号时之苟且。阿谀轻薄苟且海宇清晏，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呜呼，斯非细故也。叔鱼之贿，孟孙之偷，原伯鲁
之不说学，苏、张不信古人，有一于此，即不可终日。